陕西人把一年中一料未收称为饥年，两料未收称为荒年，连续三料未收称为年馑。而民国十八年年馑是三年六料基本未有收成。小说《白鹿原》中，有一段关于“年馑”的描写。
一场异常的年馑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的。从春末夏初就开始，一月连着一月炸红的天气，夏粮颗粒无收，冬小麦无法播种，人们全都陷入灾荒慌恐之中了。白嘉轩带领族人“伐神取水”虽然伐下了马角，但雨却仍然没有下。直到第二年春天春又延续到夏天。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饿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甚至出现人吃人的。
这一段描写，就是反映了民国十八年（1929）发生在陕西关中的大，又名“民国十八年年馑”。
据近代大量史志和报刊资料记载，民国17年（1928年）陕西始露旱情，夏季二麦歉收，秋未下种，冬麦亦无透雨下播。民国18年（1929年）全省旱象更加严重，春至秋滴雨未沾，井泉涸竭，泾、渭、汉、褒诸水断流，多年老树大半枯萎，春种愆期，夏季收成不过二成，秋季颗粒未登，大作，草根、树皮皆不可得，死者日众、殍满道旁、尸腐通衢、逃亡，难以数计。
据当年9月5日陕西救灾委员会统计，在全省92个县中，发生旱灾的县达91个，除滨渭河各县略见青苗外，余均满目荒凉，尽成不毛之地。在91个灾县中，有特重灾县24个，重灾县27个，一般灾县15个，轻灾县25个。长安、武功、凤翔、扶风、乾县、岐山、眉县、兴平、咸阳、临潼、渭南、周至、蒲城、合阳、宝鸡、陇县、澄城、淳化、长武、褒城、礼泉等县为重灾区。全省940余万人口，饿死者达250万人，逃亡者约40万人，有20多万妇女被卖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山东等地。
据当时调查，渭北省西一带人口每县约损40％，乡间房屋约损60％，树木约损70％，农村凄惨不堪。国民冯钦哉、孙蔚如的部队入陕后，西武功、扶风一带士兵回乡探亲，见不到父母、妻子，找不见家里房子，邻里不见者甚多，无不痛哭而归队。
陇县：现在树皮、槐于剥食，酸枣、草根搜掘殆尽。全县6区已实有灾民8万以上，逃亡的5000口以上。不时有饿的消息，请求省上立即救济。
泾阳：因缺乏食物而上吊身亡的有李坊堡的吴草娃，县东里的赵裁缝，瓦的善，首张里的杨增全4人，此外，夏村里的岳文夫妇，因为饥饿难忍，先把自己不满3岁的小孩子活活勒死，然后夫妻双双服毒。现在（民国17年1月），全县已饿死的有男45人，女20人。
白水：草根树皮早已被剥食于净。每天大上东来西往的尽是饥饿的灾民。到处都有饿死的人。县城北马家堡，有个叫陈老六的，因为饥饿痛苦实在难熬，有意在食料中放了毒药，把全家6口全部毒死。
三原：灾民吃的多是棉花叶、茨荆之类，大程镇附近的灾民，把房顶上霉烂的梁椽拆下来，捣碎磨细掺入棉花叶、麸皮中，做成饼子充饥。不时有人因吃了这种饼而。
西安： 1月15日天下大雪后，北风凛冽，寒气刺骨。省城内已无多少食品可吃，灾民又冻又饿。据连日来的报告：北大街老菜市以东，东大街古物商店，盐店街风火洞口，新城南门外，北柳巷口，浸礼会门口等处发现男女数十人的尸体。
关中土厚而泉深，水利建设、农田建设多年失修。自唐末后，大灾大旱时常发生。民国以后，三秦境内战争不断，民国15年围城刚解（二虎守长安），人民还没来得及恢复元气，却紧跟而来，而且灾荒是全省性的，赤野千里，调剂无从，这是导致灾荒严重的第一个原因。
陕西从民国16年开始就旱荒严重，延续达四年之久，无从以丰补歉，这是民国18年灾荒严重的又一个原因。
再次，当时陕西交通不便，运输极度困难，运回一石米要费10石米的价钱，价巨途艰，这是造荒严重的再一个原因。虽然有各方面人士捐募而来的粮款在外省待运，但可惜大上局势不定，上海、徐州、蚌埠、丰台等地的赈粮只能小批小批地运回陕西，这也是使灾荒恶化的上个原因。
1931年的《陕灾月刊》上撰文指出：“在关部的眉县，水田肥地皆种烟苗，农民大多吸食鸦片，致使粮食异常缺乏，而农民体力又弱，一遇旱灾，即束手待毙。村落为墟，田地荒芜……”这也可以说是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因素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陕西这次荒灾的爆发和迁延，它不能不引起今天人们的认真思考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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