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是对古代帝王的一种称谓，秦岭中就有这么一处以“天子”命名的胜地，名叫“天子峪”。这里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峡谷，形状各异的山岭孕育着许多名贵植物，生活在其间的山民淳朴热情。
民间传说，天子峪是初唐几代帝王常年巡幸之福地，历史上，这里也是香火鼎盛的佛门圣地。唐朝距今悠悠千余载，如今天子峪依然尚存许多唐代气息，比如至相寺和百塔寺的遗迹，以及那棵历经沧桑不倒、依旧生机盎然的千年古银杏树了。
天子峪归属长安区子午街道办管辖，峪谷南北长约10公里，南至唐王寨主峰，北望神禾塬，西邻小五台，东接南五台，风景秀丽，物产丰富。
日前，笔者在子午街办干部老张的陪同下前往天子峪。笔者开车经由长安大道，向西驶入107省道，在“天子峪”、“白塔寺”标志牌处向南驶入天子口村。当地民谚有云：“欲知佛门事，先向天子口”，天子口自古便是前往天子峪敬香的必经之。村东南角还有一条小径，名叫“神仙”，传说是玄奘西天取经时走过的。
笔者驱车穿过天子口村，行至盘山后，拐过一道弯，便见山下向北流淌的天子峪河。老张告诉笔者，这里就是天子峪了。
天子峪这名称甚是响亮，但其最早的名称实为“楩梓峪”。楩（音同“骈”）是一种仅在古籍中出现的植物，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有“其树楩柟豫章”之说，也有书中将其称作“黄楩木”；梓树则比较普遍，秦岭南北皆有生长。据此，曾有学者推测楩梓峪是以树为名。而在道光九年《宁陕厅志·舆地志》中则对“楩梓峪”做出如下解释：“隋大业五年（此处）有舍利塔名楩梓”。鉴于峪中曾有塔林，笔者认为此说法可信度较高。
历史上，楩梓峪曾多次易名，如便子峪、田子峪等，由此看来，“天子峪”或为楩梓峪的转音。可即便事实如此，天子峪关于唐代帝王的种种传说也使它够得上“天子”之谓。
天子峪及其周边与唐帝王有关的地名不胜枚举，如上马石、李渊坪、娘绊坡、念子坪、养子沟、唐王寨、饮马池、棋盘石等，这其中最好找的便是“上马石”。
上马石位于天子峪河谷内，距离天子峪口约500米，一条下山小通向此处，连接着沟底一座小庙和几户人家。上马石约5米见方，是一块白色花岗岩，其得名源自石上一枚醒目的马蹄印。相传唐太李世民曾在天子峪内建夏宫避暑，此石为李世民扶其母上马之处。如今上马石一半掩埋于地下，已看不见那枚马蹄印，这或许是当地建房修所致。
传说总是显得神奇而美丽，扶老人家上个马，就会在石上留下深深的马蹄印。老张对此的解释是，这匹马不是普通的马，而是一匹神马。关于这匹神马的传说还不止于此，天子峪吴家岭山上曾有一处饮马池，传说正是李世民之母口渴难耐时，其座马当即跺地三下，生出一汪清泉，而如今饮马池处已成良田……
神马踏地成泉的传说从侧面说明了天子峪地下水源丰富。天子峪内东边山上有一处李渊坪，这里群山环绕，地势平坦，相传为唐高祖李渊藏兵之所，而山涧泉水就曾为这支反隋大军所饮用。
孕育的山泉汇成一股溪流，便是天子峪河，亦称“楩梓峪水”。此河流经天子峪村、天子口村、曹村、甫店村，在过当地的百姓后，便向北汇入滈河。
尽管天子峪河水源丰富，但如遇天旱，还是会出现断流。今年入夏以来，天子峪连续两个月未曾降雨，位于峪内的天子峪村经历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甘露工程”，山泉水早已通过管道被引入天子峪村各家各户，接通率达90%以上，因而人畜饮水不成问题。此外，笔者来的头两天这里还降下一场暴雨，旱情随之缓解。
透过树林，天子峪河深处发出潺潺水声，我们即便在行驶的车内也听得格外清晰，农家院里的鸡、鸭、鹅等肥硕健康，上还有不少新鲜的羊粪蛋，六畜兴旺的乡村美景着实令人愉悦。
笔者来到了天子峪村村委会，受到了天子峪村党支部老李等村干部的热情接待。他们介绍，依山而建的天子峪村有四个村民小组，农户190户，七百多人，实有耕地面积近600亩。
天子峪村村民皆称自己祖上是民国18年（1929年）关中大旱时，从各地逃荒而来的。山里条件固然艰苦，但正所谓“富山饿城”，山里尚能寻到吃食，久而久之，难民在山中开辟了田地，从此便定居下来。据了解，天子峪村中的吴姓、张姓来自递午村，李姓来自邵村，聂姓来自黄良街道聂家河村，王姓则来自北豆角村。
全村按地理可分为东岭和西岭两部分。东岭山势较缓，状如骆驼腰，有两座“驼峰”，此岭在清嘉庆《长安县志》和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中都记作“骆驼山”。笔者站在盘山公上遥望“骆驼山”，见山上有开垦的耕地，应为麦地和玉米地，山顶有小片针叶林，山下是深不见底的天子峪河谷。据说山下丛林中着多条瀑布，但因地形复杂，难以进入一探究竟。西岭山势陡峭，人称“龙脊”，站在岭上俯瞰，这条“龙”下还有一座近百米高的小山，人称“狮子头”，看上去有点像一只昂首挺立的雄狮。
西岭可通往天子峪河源头，岭上的盘山道本为土，从2008年开始修筑水泥，至去年年底面硬化全部完成。这条盘山上有七个近乎180度的弯道，坡度较陡，沿途可见人工栽植的核桃树。
一提到核桃，李自豪地说：“天子峪的核桃不愁卖”。天子峪村栽有核桃千余亩，近年来还引进种植了400亩矮化核桃，因产量逐年提高，核桃成为天子峪村最叫得响的品牌，也是村上的支柱产业。
在天子峪村村干部的带领下，笔者参观了村委会对面的至相寺。至相寺初建于隋代，据说是华严的发祥地之一。据史料记载，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武帝灭佛时，包括高僧普安禅师在内的30余名僧众逃到楩梓峪，以朝廷追捕，随后在此隐修。据说如今在天子峪西岭深山中有一片被称为“躲林”的橡树林，此即为当年僧人们避难之所。多年后，隋文帝杨坚代周，诏令复佛，并将这些逃匿于山林的僧人请出，安置在官寺中；对于不愿出山的僧人，则就地建寺安置，至相寺因此而建。
至相寺的得名源自华严“至相尊者”于此，该在唐时极盛，相传李世民曾多次前往敬香，而唐代中晚期的宰相裴休甚至亲自在寺内一处石洞里诵经，后来他还把自己儿子送出家，成为金山寺著名的“法海”。唐长安城里还有不少僧人归葬于至相寺，如“清禅寺昙崇”、“延寿寺通幽”、“大禅定寺慧欢”、“空观寺慧藏”等，这些高僧树塔于其间，使至相寺宛如塔林。一寺之侧有如此之多的高僧塔、龛，而这些高僧又出自不同，这在佛教史上实属罕见。
唐代至相寺盛名远播海外，学者慕名而来，其中新罗僧人义湘在至相寺师从智俨佛法，回国后开立派，被尊为“海东华严初祖”。1965年，至相寺内还发现七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现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以后至相寺无考，至清代康熙年间复兴，因当时有一位受康熙册封的“紫谷国师”在此隐居，所以改称“国清寺”。近代以来，寺内屡遭，1985年时，仅存有前殿、大殿、方丈室各3间，僧舍12间，而唐塔尽毁，仅剩一座清代名为“紫谷大涅槃塔”的六棱石碑。天子峪村的一些村民家中尚存有至相寺的砖头，其或为唐塔遗存。
如今的至相寺已由多方捐资重建，甚是宏伟，寺内有两棵古树，其中大殿后的一棵古槐，高20余米，状若升龙；寺西南角一棵银杏，高约20米，树干笔直。这两棵古树不知其年代，至少应为清代初年所植。
拜访了至相寺后，笔者想深入天子峪深山中探访，天子峪村原村主任老芦自告奋勇，与子午街办的干部老张一起提着镰刀陪同笔者前往。
出了村委会，是一段较为平缓的水泥，一些农家院落散落在旁，猫狗在门前道上晒太阳，我们一上多次下车，驱猫撵狗，终于来到了前往“养子沟”的山前。
天子峪的得名，多半得归功于这养子沟。据说此处山深林密，其中有一石洞，为唐高李治之母诞下李治之处。一位皇子缘何会生于这荒山野岭的幽深洞穴内？更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扑朔迷离的传说竟然点到为止，不知其详。即便笔者四处询问，但这其中的故事没人能说得清，让人一头雾水。
笔者决定立即前往养子沟探访，接下来必须徒步上山。由于长时间无人行走，这条小早已灌木丛生，布满荆棘，加之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雨，上满是泥泞，树林如同雨林，才走了不到几百米，就浑身湿透了。老芦手持镰刀在前方开，一提醒笔者务必格外小心，以防被两边的植物划得。
听老芦讲，他年轻时经常进山，当时山更为难走，稍有不慎身上就会被各种不知名的植物划出道道伤口。在他口中，天子峪的溪流似乎有治愈外伤的奇效，凡是用溪水清洗过的伤口，都不会感染。他说这或许是由于山中遍布草药，所以水中也含有特殊的药物成分，村民们饮用后也很少生病。
笔者注意到天子峪果然有不少野生苗木，如红豆杉、五味子、橡树、漆树、野葡萄等，其中野生红豆杉濒临，由于其在自然条件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红豆杉林地。天子峪的野生红豆杉曾因被盗挖而一度绝迹，此次重新发现格外令人欣喜，连在此地生活多年的老芦都有些出乎意料，他表示一定要联合村民好好。
天子峪村村民沿山而居，在这比人还要高的杂草背后，也曾有过不少民居，行进的道下面就有过去的耕地。笔者过一座猪圈，但闻不到一丝臭气，从土坯房坍塌的屋顶看，此处近来已无人居住了。据说这深山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熬，除交通不便外，水电倒是不愁。在上世纪末，村民们开始用肩挑背扛的方法，20人一组，上山“栽”电线杆，这些电线杆多立在悬崖边上，难以想象当时为架设它们付出了多少汗水与心血。
笔者跟随向导们深入密林，一攀爬，终于看到天子峪河上游的涓涓细流，以及一根根时而裸露在外，时而扎入地下，时而嵌于石缝，最后通向昏暗幽深的溪谷内直至消失不见的白色水管。笔者由衷地钦佩人们当时为架设人畜饮水工程设施所奉献出的智慧与辛劳。
在密林中行进了约2公里，原以为前方不会再有人居住了，谁知竟看到头顶上方山崖边还有一处秘密居所。走进一瞧，原来是一间由山石叠摞而成的“石屋”，其主体结构大概是呈“入”字形叠摞的两块巨石，巨石下筑有用碎石搭建的墙壁，石屋顶棚覆盖有多层塑料布和石棉瓦，入口处有卷起的门帘，“屋”里面狭窄昏暗，但地上洒满黄土，倒也比较整洁。一张像是桌子的石板上放有碗筷，碗里是吃剩的饭菜，已经风化，能看出有一朵圆形的小蘑菇，亦或是植子。一张似乎是床的石板上铺有简单的被褥，旁边是电动剃须刀的盒子，看来屋主是一名男子。
据老芦讲，他听闻山中有的人一住就是四五个月，想不到条件竟如此简陋。石屋结构不稳，同行的老张劝大家赶紧离开，以免屋顶坍塌。笔者回程时，恰逢九寨沟地震，想起那座的山中石屋，心中不免后怕。
离养子沟只剩最后一公里，可已经完全找不到了，老芦说等到冬天再来吧。笔者一上甚为狼狈，几次踩空跌倒，身上多处还被植物划伤，见此情形也只好作罢。
天子口村在解放初仅有16户人，基本都是在百塔寺打工的穷人。天子口村历来重视教育，解放前虽穷，但仍聘有塾师；解放初村内就建有小学，村民识字率较高。时过境迁，如今的天子口村已发展到163户，村上街道全部硬化，干净整洁，民居院落风格古朴、整齐划一。
相较于至相寺，百塔寺的历史更为悠久，其始建于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原名淳化寺。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因寺内石塔累累，遂改名为百塔寺。据说，百塔寺在唐代初年曾盛极一时，其规模巨大，殿宇宏伟，占地千亩，有“骑马关山门”之说。考古发掘中已确定的百塔寺遗址位于天子口村以北的山前缓坡地带，南北长约150米，东西宽约40米。
百塔寺为佛教中三阶教祖庭。尽管唐代佛教派众多，但以苦行忍辱为旨的三阶教仍显得有些特别。据说三阶每天只吃一顿乞来的饭，以吃的饭为不；在上行走，见人不论男女，一概礼拜；此外，三阶教竭力提倡布施，死后置尸体于森林，供鸟兽食，这叫作“以身布施”。三阶教因为特立独行，历史上屡次遭到，如《开元释教录》就记载，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所有三阶教籍被全部除毁。
三阶教在唐末逐渐失传，但百塔寺的香火并未就此断绝，历经宋金元明，其规模皆颇为可观。近代以来，百塔寺逐渐萧条，曾经百塔林立的壮观景象荡然，今日寺中有新修大殿一座，僧舍8间，以及从遗址中收集的小石塔三座。
百塔寺为熟知的还有寺内大殿后一棵非常古老的古银杏树。据说，李世民曾在百塔寺上香，同行的尉迟恭则拴马于这课银杏树上，若按此说法推算，这棵银杏树的历史应超过1400年。
百塔寺这棵古银杏树高约30米，树冠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树围约18米。其枝叶非常繁盛，但据同行的老张介绍，一天前的暴雨致西南侧树枝折断，截面纵约1米有余，但站在树下若不仔细观察还看不出这道“伤疤”。
1998年，西安市人民公布这棵银杏树为重点古树名木，等级为一级。1999年，日本三阶教研究专家西本照真来到百塔寺，见到此树后，称赞它是：“三阶教兴衰的活。”
访百塔寺时，笔者没打招呼便将车停在一村民前，离开时，户主非但没有埋怨，还向笔者点头示意，微笑问候:“你走啊？”令笔者心生暖意，由此可见山中淳朴的民风。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