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宪
鄂西南，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重峦叠翠，在共和国版图上，宛如一只爬行的山龟。这块热土上，不仅有碧绿清澈、蜿蜒东去的巴人后裔的母亲河清江，有无际无涯的苍山林海，更生活着三百多万土家、苗、侗、回、汉等各族儿女。
据传，早在尧舜时代，这里已有人活动了，土家人的先祖廪君，奠起了这块土地的文明的基石，一代一代，薪火相传，走到今天。
然而长期以来，这块土家、苗、汉各族杂居的土地，却如当地深山密林一般神秘深邃。生活在这里的鄂西南山乡儿女如同拉纤的汉子，艰难而执著地拉扯着生活的航船前行，他们也创造了生动而丰富的感悟、民族的性格、积淀的历史，要把积郁心里的酸甜苦辣，当作叫喊的山歌，唱给灵山秀水，唱给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亲人情人，唱给山外的人听！
有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就有情感，就有文学，就有美。质朴的山民性格，秀美的山川风景，别样的风俗习惯，在这片土地上，如遍野的火红杜鹃，寂寞而灿烂地开放。一群人，一群肩负着传承地域文化使命的本土作家，意欲采撷这鲜艳的杜鹃，编成支支山歌传唱。这群歌者，有王月圣、邓斌、田开林、陈远斌、龚光美、田平、宋福祥、唐敦权……等等，他们有一本本散发着墨香的著作，来描摹着施南这块热土，诠释这热土上土家、苗、汉各族儿女的历史与今天，性格与情感，从而让山外人了解施南，让施南人解读自己。
这群歌者中，月圣先生似乎是最为执著的一位。作为一位地道的山里汉子，王月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近二十年里，他用近300万字的沉甸甸的文学作品，执著地开垦着鄂西南的这块“饥饿的土地”。王月圣说：“种田人苦耕勤种，把包谷籽数来当汗珠，我则可以把每一个方块字当作此生辛苦劳作的成果，每一部作品就是一蔸庄稼，在四季里生动成一种风景。”庄户人一般的老实与勤奋，成就了王月圣的作家之名，也使得施南乃至全国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座鄂西南民族大观园。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施南人感到了亲切，山外人看出了特点。鄂西南，被一只灵动的手撩惹着，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生动的面庞。
我们既看到她匆匆行走的脚步，又听到她沉重的呼吸，既看到她健美婀娜的体态，又触及她灵魂的有力的跳动。鄂西南，一个普通的地域之名，王月圣赋予了她鲜活的生命！
一页一页的翻阅，一字一句的审读，我置身于鄂西南，感觉着身边的父老乡亲的故事，我有了情感上的共鸣，那些质朴的山里汉子，那些善良多情的土家、苗族姐妹，那些捻熟的乡风民习，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尝试着整理凌乱的印象，竭力捕捉故事背后作者的思想，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理解王月圣和他笔下的这块土地，但愿如此。
一、鄂西南历史变迁的生动画卷
鄂西南历史上是古代巴国的发祥地，“隋、唐始设州县，地旷人稀，民风质实”。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块土地为土司管辖。清初“改土归流”，虽然在清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但地方势力依然我行我素。在现代，鄂西南又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贺龙领导的工农武装，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战火日炽，湖北省政府西迁入山，施南府成为临时省府。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走过了与其他地方一样的曲折坎坷路，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
史学家用史实和数据编修历史，文学家用形象和故事诠释生活。前者是墨写的著作，严谨权威，后者则是生动的画卷，生动、鲜活。月圣先生用眼、用心、用笔，给我们描绘了鄂西南历史变迁的画卷。
《金印虎符传奇》，由作者“从《容美州志》里计约百余字的记略中挖出来的历史结论‘骚编’而成”，谓之曰“章回体民族武侠小说”。故事描写明代弘治年间，鄂西南山中容阳土司王国围绕着执政宝物“金印虎符”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宫廷斗争。
土司王爷田秀年迈，欲将王位传于后人，其七人均为王位袭承人选。其妾向氏与庶出之子百里俾，阴毒残暴，网罗党习帮凶，欲掌“金印”，当“国母”。为得政权，向氏母子费尽心思，先是比武台上，百里俾暗施狠劲，欲置七王子田世爵于死地，继有天印寺内，百里俾趁外人盗印之乱行凶杀人，欲夺金印，越三年，“那西室王后趁王爷大病之机，公然勾结野大熊，私建侍卫兵马，四处搜寻虎符。想那西室一伙贼党，王爷好的时候就骄奢淫逸，花天酒地，鱼肉百姓，欲夺王位，这王爷一病，无人主持司政，就更加肆无忌惮，横行辖地，把一个好端端的土司城乡，弄得乌烟瘅气，民怨沸腾。”为得金印，天印寺内向氏母子逞凶，逼死老王爷夫妇，毒杀手足，将七王子田世爵打入死牢，端的天良丧尽，坏事做绝。
嫡出七王子田世爵，文武双全，正直善良，聪颖谦逊，心怀仁慈。正是继承王位的合适人选。比武台上，仁爱为怀，斗兄留情；天印寺内，冒死护印，又奉父王之命，赴汉地寻师学武，增长见识。俟归来，父母双亡，故国满目疮痍。为铲除凶顽，救民于水火，田世爵在麦文燕、覃思安、唐十二、容美姑娘及椒山峒主田椒叔——干忠良的帮助下，历尽艰险，终于制服叛党贼首。“掌金印虎符，号令容阳辖地，废除残忍刑法，新立典章礼仪，令四关四口八峒八隘大开山门，招贤纳士，治理司政，使容阳土司日渐昌盛，军民称颂。”
小说描绘古代鄂西南土司王政权更迭的宫迁斗争，演绎的却是正义与邪恶、仁爱与残暴、权力与责任、忠良与奸佞之间的生死较量，彰显的是开明、进步、情义、责任的胜利。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容阳之境的高山密林、纵横河溪、奇关险隘、四时景象，尽收眼底，赶年的摆手舞、丧葬的“撒尔嗬”，随口而出的山歌，如粒粒珠玉，平添光彩。百余字的传说记略，被作者钩沉出令人唏嘘的历史画卷，生动鲜明，如在目前。沉睡在历史卷帙中的土家先祖往事，梦幻一般闯入读者眼帘。
如果说诗史般的《金印虎符传奇》是一坛陈年老酒，散发着土家山民的历史醇香，那么《血染红了苞谷地》，则如一首怀旧的山歌，引导读者追寻和思索鄂西南革命老区的真实风貌。
红军时期的“肃反”的左倾错误，曾使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失去了生命，极大地损伤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此篇小说以贺龙领导的湘鄂西红军第二军团的斗争生活为背景，叙写了当时红军的“肃反”的悲剧。
山乡屠夫田忠全不堪压迫投奔红军，以侦察排长的身份，多次出生入死，深入敌营，出色完成侦察任务。这个过程中，救下一个农家女，共生情窦，却引起手下的副排长的妒火。此时，红军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肃反”的左倾错误，波及这支深山中的革命军队，许多坚定的革命军人，被当成“改组派”、“反革命”惨遭屠戮，大名鼎鼎的红军师长段德昌被处决，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王炳南被处决。“因为肃反，红军的指挥员越来越少战斗员越来越少根据地越来越小”。心胸狭窄的副排长，“恨田忠全只想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拿他的骨头打鼓更想抢他的女人”，为了得到那个女人，“专门寻机会为难田忠全有意汇田忠全的假报在肃反委员会的改组派名单上加上一个田忠全的名字。”侦察归来的田忠全，欲将关乎军队和根据地存亡的重要情报向贺老总汇报，却被副排长以“反革命”“改组派”之名逮捕。逃脱的田忠全在托付了女人将情报转告贺老总之后，躲进了深深的苞谷林。单纯的女人被追来的副排长的逛骗，领其找到了田，结果，侦察英雄死在战友的乱枪之下，女人亲见爱人毙命的刺激而发疯……。
敢爱敢恨、机智勇敢、既明大义又有情义的红军战士田忠全，含恨而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不限于血雨腥风的敌我斗争，也包括令人痛心的内讧，既有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也有个人恩怨的纠缠。小说以田忠全的悲剧命运作为切入点，反思了红军时期的“肃反”的错误行为。个人的悲剧命运，深刻提示了根据地斗争生活的不可忽略的某一方面。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边城陀燹》，以传奇小说样式，给读者展示了复杂多变的噪声西南的抗战岁月。
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寇占领，国民党湖北省大批军政机关、学校和难民移向鄂西南重镇恩施，恩施成为战时省会。“恩施——这座边城转瞬之间便成为重庆屏障，蔚为鄂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往日穷乡僻壤一跃成为通都大邑，热热闹闹，堂堂皇皇，着实兴盛起来，一时间，冠盖如云，名人荟萃，潮流纷争。”“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把持省府各要害部门，名曰抗日为先，实是暗地灭共”。更有黑色帮会，横行恩施，欺压百姓，暗杀绑票无所不为，闹得省府官民惊诧，鸡犬不宁。
这样的背景下，小说描绘了地下共产党人与正直的当局警察联手铲除横行施城、无恶不作的黑色帮会的传奇故事。
地下共产党人欧阳冰受共产党特委指派，来到恩施城，协助警署扫清黑势力，从而为党在鄂西的地下工作打开缺口。施城黑势力佘老板，“用重金贿赂税务与警察部门，四处布置喽罗打手，强征土特产品，不交赋税，走私贩私，逼良为娼，暗设妓院赌馆，无恶不作。面对半壁江山已遭日寇的铁蹄践踏，他们却躲在山里横行霸道，干着税、警、痞三位一体的勾当。”强夺山珍五步蛇，放蛇咬死卖蛇老汉和仗义执言的记者谭大年。欧阳冰换名乔装潜入施城，用计打入黑帮内部，掌握了黑帮真相，与正直警察姜剑凌联手，终于将这伙凶顽铲除。
传奇之中，我们不独感受了欧阳冰、姜剑凌联手除恶过程的曲折惊险，也见到了山区百姓生活的困苦与抗争，正直报人的嫉恶如仇，国民党右派的新闻封锁，离乱之中的亲人重逢，黑帮会的为非作歹。这一切相互纠结，相互勾联，使得动乱的战时省会的时代氛围，声色俱出。我们看到了枯燥的史料掩盖下的鲜活的抗战时期的鄂西南。
时代在前进。借着小说《苗岭喋血》，王月圣又把四十年代末鄂西南“黎明前的黑暗”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这是一篇剿匪题材小说。共产党“探子”张雨清，作为解放军剿匪侦察员，只身来到鄂西南苗岭丛山这首落凤寨，不幸落入女匪首冯蓝卿手中，蓝寨主占山为王，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在解放军大军压境的情形下，背离民意，强行并村，欲负隅顽抗。苗民石普谷等三人，救出身馅囹圄的张雨清，其家人却惨死于土匪之手。为报血海深仇，三人不避艰难再入石堡，放火烧掉落凤寨，冯蓝卿溃不成阵，仓皇出逃，最终“在苗民的脚底下成了肉浆浆。”而张雨清、石普谷，为苗寨的解放，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匪患是四十年代末鄂西南的一个客观存在，其对山区百姓的祸害可谓罄竹难书，反映出的是地主、恶霸与农民的尖锐矛盾。斗倒恶霸地主，求得人民翻身解放，正是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内容。四十年代末，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解放大西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除形形色色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匪帮。《苗岭喋血》描写的落风寨的剿匪斗争，既铺叙匪徒的残暴，也展示山民的苦难，既点染共产党人“星火燎原”的作用，也描画苗民的觉醒与反抗。鄂西南苗寨的剿匪故事，户牖一般，展现了四十年代末共产党发动人民尤其是大西南人民清匪反霸谋求解放的革命斗争。
中篇小说《男儿女儿动情时》，依然把焦点聚集在鄂西南的一个小山村。小说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三个家庭在动乱年代的遭际、命运和爱恨情仇，演绎山村里男儿女儿成长、恋爱的蹉跎岁月。
钟家。城里老师钟正廉因划为右派而全家下放到一个小山村改造，历尽磨难。病弱的钟正廉受妻子被当权的鲁坚林侮辱的刺激，吐血而死，妻子投水自尽。儿子钟建中被善良的邻居鲁大伯收养，怀揣仇恨，奋发读书，上了高中，却因文革动乱无以为继而重返山乡，哪知山村亦不平静。苦难之中，与鲁大伯之女阿园结为连理。文革后，父亲平了反，建中用父母补发的工资，在山村建了一所小学校，并带着村里的青年离乡进城，投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
鲁家。民兵连长、村支部书记鲁坚林奸老师、盗公物、姘表妹，威风八面，无人敢言。文革中却戏剧般地成了“走资派”，挨打遭斗，失去双目。落魄方生悔意，良知逐渐回归；其子阿成，恶少一个。欺负弱小，奸污亲妹，凌辱老师，批斗亲父，可谓无恶不作，这样一个人，文革中居然拍胸当上了党支书，闹得山村鸡犬不宁。多行不义，最终身隐囹圄；其女阿囡，心地善良，因所爱秦老师被整死而发疯，又被其兄奸污，虽良知未泯，却自甘堕落，成了一名好逸恶劳的卖身女。
邻居鲁大叔，正直善良，视孤儿钟建中为己出，文革中因莫须有的“反革命”罪被捕入狱；鲁大妈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区委工作组毒打丧命；女儿阿园，被工作组员队长强奸患上呆傻症……
围绕着三个家庭的爱恨情仇，小说揭开了鄂西南山村文革动乱的一幕。其间，有炼狱的苦难，有纯真的爱情，有人性的异化，有良知的复归，有观念的冲突，有新生的渴望，有道德沦丧的乱伦，有以德报怨的恩义。坎坷多变的人物遭际，置放于浓烈的时代氛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之中，山乡儿女的悲欢岁月，织成一篇故事化的人性论文，一篇鄂西南的“伤痕文学”。
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前言里说，他用编年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以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月圣小说对鄂西南历史变迁的表现，虽然未达到编年的高度，但从以上篇什，当然还有《撒尔嗬》中诸篇，我们可以看到，鄂西南这块神秘的土地，已然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鄂西南人民生命的律动，鄂西南一页页厚重的历史，土司时代，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前夕清匪反霸阶段乃至建国后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新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风貌，随着一个个生动的传奇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这种历史变迁的时候，作者没有追求恢弘详尽的史家笔法，而是把笔墨集中在一个个独特的“点”上，点染鄂西南历史的“一嘴”、“一毛”，小处着眼，独特处落笔，单个的故事是独特的传奇，却把一段一段的历史风貌勾画出来，合在一起，连成一线，就是鄂西南历史变迁的深深足印。这正是王月圣小说包含的鄂西南历史的认识价值之所在。
在描绘鄂西南历史变迁过程中，我们看到，作者没有回避历史中的黑暗沉重，《金印虎符传奇》中向氏集团的残暴，《血染了苞谷地》中左倾错误制造的血腥，《边城蛇燹》中的黑恶势力，《苗岭喋血》中匪帮的杀人如麻，《男儿女儿动情时》中异化的人性，如天空的乌云，重重叠叠。但作者强调了正义对邪恶、仁爱对残暴、善良对奸佞的顽强斗争及其胜利，描绘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艰难实现的过程。即或是《血染红了苞谷地》这样的悲剧，作者依然通过人物的精神力量的展示，说明了信念和正义的永恒。由此，读者从这些鄂西南历史画图中，感受到了历史本质的真实，看到了令人激奋的亮色。
二、土苗儿女的歌笑哭号
王月圣的小说，不独从纵的角度展现了鄂西南的历史变迁，更截取生活的横断面，通过生活中的一枝一叶，一点一滴，反映土家苗族儿女的现实人生。或写山里女子的爱情婚姻（《哭嫁歌》、《女儿好细腰》、《弯弯的石板路》、《娶亲的队伍进山来》），或写山乡生活和观念的新变化（《唐喜娃拜年》、《春天的呼唤》、《灿烂离别》），或写改变生存状态的努力（《想发财吗？丫头》、《饥饿的土地》），或写离乡游子的思乡情绪（《祖坟》）……透过一个个细小的生活片段，山乡儿女的苦乐人生，其观念与性格，情感与追求，跃然纸上，这就使得王月圣笔下的鄂西南，因故事而鲜活，因人物而生动。
王月圣笔下，几乎囊括了这块土地上大多数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人物，土司、侠客、战士；共产党人、知识分子、乡村干部；警察流氓、土匪；粗犷的山民、神秘的巫师、多情的女子。形形色色，三教九流。这些人物虽然尚未达到典型化的高度，但其经历遭际，性格命运，歌笑哭号，却如石落水中，打破了大山的宁静。众多的人物，面目不同，性格迥异，但梳理起来，还是有类可寻的。其一是“战士”，“斗士”、“勇士”系列。《金印虎符传奇》中的田世爵、《血染红了苞谷地》中的田忠全、《边城蛇燹》中的欧阳冰、《最后的死亡》中的腾雨空等，列于其中。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面对不同的斗争形势和对象，但几乎都在艰难甚至险恶的条件下，以其言行甚至心理活动，彰显了信念坚定、勇敢无畏、明理重情、敢爱敢恨的英雄品格。田世爵面对强敌，知难而进；田忠全困境之中，矢志不渝；欧阳冰肩负使命，深入虎穴；腾雨空出生入死，大义凛然。其个体的人格魅力令人感佩，作为主生力量的代表，在历史变迁进步的旅途中，他们又是黑暗中的光亮。他们是作者肯定的对象。
其二是女人系列。王月圣小说中，有相当的篇幅，写山里人的爱情婚姻，女人在其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作者不吝笔墨，广泛描绘了山里女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及情感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山里的女人善良、勤劳、乐观，她们追求自由的爱情，她们渴望和向往美好的生活，她们有传统观念压抑下的矛盾痛苦，她们也敢于为幸福而抗争，她们在贫困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她们经历各异，命运不同。这些山里女子的性情，或热烈如火，或沉静如水，或柔似岚烟。无不演绎着生命的精彩。神秘的鄂西南，因女人的歌哭而充满生机。
我们看到，这其中有令人肃然起敬的自强女子。《想发财吗?丫头》中的女屠户彩玉，贫困的家庭环境，迫使如花似玉的姑娘，迫切地想要改变其生存状态，毅然下山学杀猪手艺。克服了众人的闲话，生理上的不适，师傅及痞子的骚扰，终学成谋生致富的手艺；《女儿好细腰》中的孤女腊梅，善良好学、助人为乐不遗余力。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帮助姐妹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中意的爱人，移风易俗，招郎上门，开办诊所，解决了女儿寨缺医少药大问题；《水妹子和她的石头丈夫》中的水嫂，洁身自好，自尊自强，一人撑起一个家，凭着勤劳凭着操守，赢得尊敬，走上了富裕之路。这其中也有被传统或各种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生活的悲剧女子。如《女儿好细腰》中的樱桃，心有所爱，却被母亲嫁给一个毫不体贴的城里人，逆来顺受，委屈而不能求全，屈辱与痛苦，难以言表；《心在滴血的采访》中的郑小玉，新婚蜜月，丈夫就意外而残疾，久卧于床，脾气暴躁，甚至心理变态。小玉精心侍奉，辛劳自知，无怨无悔，被新闻界大肆报道，奉为“英雄”，村人亦视为守节楷模。然而其心身的疲惫，已到极至。小玉有心寻求正常的家庭和情感生活，却累于名节，不敢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极度痛苦中，以自杀求得解脱。
这其中有心怀善良、以德报怨，用自身的高洁情操、用爱感化和引导迷途者重归正道的襟怀如海的女子。《审判，在江轮》中的丁小莉，面对一时冲动强奸自己(未遂)而被判刑的周立祥，消弭了仇恨，多一份挽救的责任。周服刑的途中，丁小莉上船象恋人一般予以照顾，终以道德的力量、善的力量感化了周立祥，使其灵魂走向新生。《弯弯的石板路》中的小兰，被爱她的同村青年阿柱一时冲动奸污。阿柱判刑五年，给家庭带来巨大影响。刑满归来，阿柱信心全无，借酒浇愁。小兰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为一份割舍不下的感情，为挽救一个本质不坏的青年，为救一个家，小兰顶住了家庭的压力和村人的议论，毅然走进阿柱的家。
这其中还有为爱承受一切苦难的“我奶奶”（《撒尔嗬》），有屈从传统放弃所爱又以传统的约束子女主宰子女命运的柳叶婶（《女儿好细腰》），有遭受打击侮辱自暴自弃的阿囡（《男儿女儿动情时》），有在金钱、享乐和清贫的恋人之间游移矛盾的菊英（《饥饿的土地》）……
其三是“男人系列”。王月圣架构的故事里，男人的形象，除了前述的“战士”、“斗士”，更多的是普通的山民。老者如九公公(《撒尔嗬》)、八爷(《阴阳无界》)、蛮爷(《摆手舞》)，壮年如唐喜娃(《唐喜娃拜年》)、张大胆(《金黄的山湾》)，青年如根哥(《长筏》)、赵春根(《女儿好细腰》)、钟建中(《男儿女儿动情时》)。他们经鄂西南山水浸润，在传统与现代的观念中穿梭，在清贫的环境与改变现状的努力中挣扎，在女人的情爱罗网里痛苦或欢乐。这些人物，或许只是山乡故事的一个节点，但他们的言语行为，观念和情感，却本质地表现和代表了无以数计的山民的生活常态和性格常态。写人的时候，作者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借助一些典型场景，突出其性情中的某一方面。如借主持丧事，写九公公、八爷的办事干练、看重神灵；借摆手舞，写蛮爷的护犊情深；借偷伐竹木，写根哥为生存铤而走险和本质的纯朴；借护秋写张大胆对女人的一往情深；借修坟写癞老三的金钱观与阶级仇恨的冲突……这些山里汉子，或许还只是一个个面影，性格特征并不丰满突出，但他们存在，他们的欢欣或郁闷，他们率真性情的一闪，如暗地的火把，把山乡人生世界的另一半的轮廓映照出来。读者由此对陌生神秘的土苗儿女的深山生活．又多了一分了解。
说到这里，笔者还要提及王月圣笔下的两个特殊人物——女人中的冯蓝卿和男人中的日古梯玛。
冯蓝卿是《苗岭喋血》中的女匪首。模样美如天仙，心肠却毒似蛇蝎。恫吓百姓杀人挖心，惩罚逆者放鹰啄目，连坐反民先奸后杀，悬墙练靶，狗撕猫抓，件件歹事，令人触目惊心。这冯蓝卿原本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孩子，由黔东南流落到鄂西南苗岭落凤寨，被土匪洪老太爷霸占，瞎眼老父被害，自己被奸污。怀揣仇恨，羽翼渐丰，便杀了老土匪，自己做了山大王，杀人剪径，好不快活。解放军进山剿匪，自然威胁到她的利益，冯蓝卿表现出本能的抗拒。强行并村，裹挟山民入石堡要塞，欲负隅顽抗。在共产党的发动下，暴怒的苗民奋起反抗，最终，一代女枭雄，“在苗民的脚底下成了肉浆浆”。
冯蓝卿的貌美如花和性情的暴戾残忍构成的对照，苦大仇深的身世与作恶多端的行径构成的对照，内心的孤寂、对柔情的渴望与顽固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的对照，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人格异化的特殊人物。我国当代文学中，类似的人物并不多见。在这之前，《林海雪原》中的女匪“蝴蝶迷”尚给人留下一些印象，但那只是一个侧影，王月圣笔下的这只“蓝蝴蝶”，似乎更为生动丰满。
《阴阳无界》是王月圣小说中十分精彩的篇什。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塑造了特殊山民日古的形象。
日古梯玛是阳无常。阳无常在山民心中，是阎王爷在阳世的使臣，专司索命之职，吃人饭，干鬼事，山民通常又敬又怕。日古自幼母丧父嫌，吃苦挨饿，莫名其妙地做了阳无常，在世俗世界，更多了一份孤独、清冷。独住荒凉的阴阳坡，床上无棉，脚上无鞋，无人管顾。日古靠给死人做道场讨生活，家有成摞的冥币，却无处可用，心思女性的温存，却无人敢近，只一个受苦的庚娘不嫌他，于是日古褪下了神秘的外衣，大胆追求庚娘，或送信物(镜子)表达情意，或借圆梦抒发爱心。为了爱，为了过正常的世俗生活，日古毫无留恋地放弃了几乎干了大半辈子的营生。
日古的形象，使神秘还原为普通，使崇高有了新意。舞神弄鬼的日古梯玛，实为地道的贫苦山民。日古有常人的性灵，心怀善良，渴望温情，有被捉弄的怨艾，有受关怀的感动，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日古在阴阳两界穿梭，与神鬼的交流中，作者借助想象，描绘了一个地狱世界，其实也是人世的投影，把土家人视为神秘的神鬼世界世俗化；在与人的交流中，日古的人世感慨，日古与寅本、八爷的明争暗斗，日古救谷雨，日古对庚娘的锲而不舍的追求，日古辞神做人的选择，将崇高由神灵改写为世俗和爱情。这一人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人性的可爱，世俗的精彩。
三、民族风情的文化展览
王月圣的小说，并不刻意描绘鄂西南秀美的自然风光，而是着意将鄂西南土家、苗族等少数民族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风俗习惯，在对山民生活原生态书写的过程中加以展示。这就使得读者不仅认知了鄂西南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更由作者提供的生活画面，逐步理解了这些风习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鄂西南土家风俗中，跳丧与哭嫁，似乎最为外人称道、王月圣的小说对此也有详尽的描写。
短篇《撒尔嗬》，中篇《阴阳无界》，是两篇直接描写丧事的作品。《撒尔嗬》对丧事的描写是跳跃性的。“‘撒尔嗬’，这是桐木寨做丧事的习俗。‘撒尔嗬’在桐木寨是一件白喜事，它几乎与婚娶具有同等的喜的份量，尤其是老死的人们，在桐木寨是大大的喜事。”人死传信：“将进寨子时，我听见阿国的一声悠远而又粗俗的吆喝声：‘哦哦……撒尔嗬………’似苦似嚎，但不悲哀”。洗身：“我奶奶此刻正躺在一块厚实的柏木板上。这柏木板是九公公的，专门为去阴间的人洗身之用。……九公公用一盆净水，将一团洁白的棉花蘸湿，从我奶奶脸上开始擦拭。”跳丧：“‘撒尔嗬’——他们边舞边唱，无限重复看这三个字眼。”“舞者唱者的眼睛里，脸孔上找不到悲哀的丝毫痕迹。相反，他们全是欢乐，是笑声。全体舞蹈的人利索地挥舞看四肢，活跃地摆动看腰与臀，在震耳的锣鼓声、鞭炮声中翩翩起舞。”《阴阳无界》的丧事描写更为详尽。老庚鸡叫三遍时咽气，“全村人立马三刻忙起来。”请梯玛，设道场，做法事，“热热闹闹跳丧，欢欢笑笑起柩，哭哭叫叫下葬”，一气呵成。尤以日古梯玛的法事和跳丧舞生动如画。“跳丧是有讲究的。……日古站身，取一只土碗，倒半碗白酒，取一叠黄裱纸，在蜡烛上点燃。扑，碗中白酒接火了，绿绿的火苗，好看。日古把双手伸进火里，用燃烧的酒洗手，手也在燃烧，也是绿绿的火苗。双手搓来揉去，舞上舞下，嘴巴开始忙起来。‘天地道场，日吉时良……’”“日古把竹刀篡在手里，用酒去蘸竹刀，竹刀也燃了。右手拿竹刀，在左掌里荡来荡去，像在磨也。磨罢，舞竹也画佛在黄裱纸上。竹也很尖，酒往下滚，火往下燃，有酒的黄裱纸在燃。画佛的黄裱纸在众人眼前，眼见得燃出一个图案来，那个图案怪模怪样……”“跳丧的场面好热闹。……梯玛领头，众人帮衬，都用麻绳束了腰，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先围棺材站一个圈，缓缓起势，先是梯玛领唱．众人跳舞帮腔，动作简单，只管舞动一双手，只管双脚走十字，屁股甩得活泛。慢慢地，动作就变大了，有许多动作名儿，‘牛擦痒’，‘凤凰展翅’，‘猛虎下山’，‘犀牛望月’等等等等。”
鄂西南土家习俗中，跳丧神圣、热闹而欢快。讲时辰(子时)，有司仪(梯玛)，有唱有跳，有锣鼓唢呐伴奏。男人欢天喜地跳丧，这种以悲为喜的习俗，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历史上，也曾有这种以悲为喜的行例的，庄子亡妻击缶相庆就是一例。但那只是个体独特的生命观的极至显现，并无代表性。土家族的欢喜跳丧，却是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而存留，尤其存留于乡间的葬礼。为何会有这种独特的现象？许多学者曾做过研究。从王月圣提供的文本，我们或许可以寻觅到一些答案。笔者以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土家人对艰辛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变相的无奈的否定评判。土家人多居于山中，长期以农耕渔猎为生，自然环境、生存条件较为恶劣。艰难的生，使人们把死当成是现代苦难的解脱，死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人们并不消楚，但“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它了却了人间恩怨，解放了现实人生的烦愁苦忧，倒是一件值得额手称庆的事情，《撒尔嗬》中，“我奶奶”的人生状态，正是—个有力的说明。“我奶奶”一生愁苦，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受村人的欺侮，儿子的呵斥，苦难之中的偷欢，也成不可饶恕的罪孽。苦难的人生，“我奶奶”毫无留恋，对死倒有了几分向往。“我记得奶奶对我说：‘孙，我啥时候死呢?我真想早点去吆!’死，对我奶奶，竟是一种幸运，我奶奶，对死亡，简直无畏到了极点。”现世的苦难，使死成了值得期待的节日。人死为大，不仅“过去的罪恶都可以饶恕”，“更有众人关注、众人膜拜的殊荣。‘撒尔嗬’整整乐了三天三夜。……棺材要合缝了，活着的我奶奶的亲人们，全都拥到奶奶面前与奶奶告别。我忽然看见，盖脸的那张草纸飞了，奶奶消瘦的脸孔变得红润光鲜，她笑了，笑得那样甜，那样心满意足，笑声中夹着沉重的鼻音……她该笑，该乐——我奶奶一生中渴望看到、听到、享受到的盛大殊荣，在她死后终于看到，听到、享受到了！难怪桐木寨的老人们对死并不感到可怕。瞧他们对我奶奶享受到的殊荣露出极度羡慕与渴求之情。从他们脸上，我好像感受到一种从未感受到的人生之味：桐木寨人对死的大无畏精神。”
生的苦难和死的殊荣，这种价值判断的倒置和错位，使土家人在葬礼上有了欢乐的理由。我们对神秘的丧舞“撒尔嗬”的理解也有了一些线索——“撒尔嗬”——“撒尔祸”——“撒忧祸”——“把忧愁和灾祸当水一样泼出去?!”
葬礼上的欢乐也是土家人豁达生死观的体现。土家人并无强烈的宗教意识，对来世、轮回将信将疑，意识里虽有阴阳两世，但对未知的并不深究。现世艰难，死不足畏，顺乎自然，得乐且乐，笑对天命，正是土家山民的豁达之处。《阴阳无界》开篇语云：“革勒车村看重做白喜事……男人欢天喜地跳丧，那场面，像盘古开了天地。伏羲姊妹成亲。说良心话，丧事有么子值得乐的？不就是敞开肚皮吃几餐不交粮票不交基本伙食费么?村里有句俗话：人死饭甑开，不请客自来，只管端碗逮沙，怕个狗卵子！也是，人来世上，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疾病，遇千般灾祸，谁也难预料今夜吃罢宵夜，明日还能下床做阳春？！想通了，便心里活泛了，该吃的还吃该做的还做……那死了的人，困在方方正正的长屋子里啥也不用焦愁。那活着的亲人，见乡亲这般踊跃，也少了许多悲伤。老的心想，如此红火跳丧，不枉来阳世一回；嫩的寻思，迟早要走这条路，痛快折腾几日，死，倒是个福份了。”正道出了土家人欢喜闹丧的玄机。
欢喜闹丧还是土家人独特的文化节日，它也是土家人人生苦闷的泄洪道。土家人分散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单调，少有交流。而治丧(还有嫁娶)，则是一个聚会的契机，一个交流的平台。“丧事呢?一遇上便众人八伙帮衬，欢之乐之，疯之狂之，好混日月哩，比种田耕地轻散!”办丧事仅增加了乡邻的情谊，更令平日里单调乏味的精神世界，有了寄托之所，平时郁闷寂寞的人生况味，有了宣泄之地。丧事上，真正关注逝者的，也许只有逝者的亲人，多数吊丧者，又吃又喝，又唱又跳，不亦乐乎。人们把丧仪当成交流聚会的社交沙龙，尽情地释放着久积的郁闷。“革勒车办丧事有闹有静，跳丧没到时候，众人八伙放开肚皮吃孝家的饭，嘴巴都糊了油水，亮亮的，一堆儿一群儿男是男女是女的扯野白，男人说荤故事，摆这个婆娘肉皮儿白净那个婆娘奶已鼓满，说话都有酒香，如醉似的大笑；女人说娃儿鞋袜，议哪个丫头到了出嫁年龄再不嫁就会出事，论哪个堂客给某某男人飞媚眼……”老庚的丧事上，寅本捉弄日古取乐，八爷说故事含沙射影，日古唱歌暗逼八爷跳丧献丑，桩桩件件，无不表示平时寂寞的生者在这个特殊聚会上的精神宣泄，而手舞足蹈大汗淋漓的跳丧，则将这种宣泄推向了极点。
欢喜闹丧，表现了土家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情感表达方式。
与“以悲为喜”的跳丧相反，土家人的哭嫁却是“以喜为悲”。这一倒置的现象，使得鄂西南土家风俗独特而趣味盎然。王月圣小说中对鄂西南土家人这一独特的风俗多有描写。
《哭嫁歌》描绘了山乡三代女性的哭嫁。“我奶奶”哭嫁唱了一个月。“唱呀唱呀，爹唱娘唱哥嫂唱弟唱妹唱婶唱姨唱，还要唱村里女伴儿唱打猪莱的伙计……唱的声音自然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哀哀怨怨，边唱边哭，哭的声音自然是撕心裂肺惊心动魄震天动地。词儿是奶奶自编的，当然也有长辈教下来形成固定程式的词儿，一段一段的，句式有长有短，也不大压韵。唱的旋律大都是山歌儿田歌儿秧歌儿灯歌儿，大概不会很美，但绝对原始。”奶奶哭嫁是受命而哭，“我娘哭了十五天，是用绳索捆着哭呀唱呀熬过来的。”我娘本是有所爱的，却被逼着嫁给了不爱的“我爹”，我娘的哭嫁，把媒人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大姐有了心爱的人，而且如愿以偿的要嫁给他。我姐也唱《哭嫁歌》，“我大姐唱《哭嫁歌》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她只是想让奶奶和娘知道她我是唱了《哭嫁歌》的，即使她不唱《哭嫁歌》也要嫁给她所喜欢的男人，即使她唱得不好唱得不专注唱得不虔诚也要嫁给我姐夫，任何人也不能改变这个必然和这个现实。”
《女儿好细腰》中也写到这一独特的婚俗。“寨上姑娘出嫁，哭嫁是主要仪式之一，也是姐妹们最后打伙玩乐的几天。按规矩，嫁前一个月就该哭起，要哭父母、哭哥嫂、哭姐妹、骂媒人、哭戴花、哭扯眉毛开脸、哭梳髻、哭穿露水衣、哭离娘怀、哭别祖宗、哭上路好多好多段词儿。”山里妹子樱桃被母亲嫁给一个不认识的有钱的城里人，樱桃在出嫁前就被“预支”(结婚前的同居)了，樱桃爱着当兵的龙旺，却无法反抗母亲的旨意。于是借着婚俗的规矩，与一帮知心的姐妹，“姑娘变成媳妇的当口，嚎天嚎地哭起嫁来!”
哭嫁是土家女人的独特婚俗。“寨上的女儿打从懂事起，就听人哭嫁，看人哭嫁，慢慢学着哭嫁，自己试着哭嫁(悄悄地举行试哭嫁仪式，该嫁的时候不会哭，会挨骂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是喜事，为何要哭？从王月圣提供的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一风俗的本意。女子哭嫁，反映了女子对熟悉环境的留恋和对新环境与未知生活的惶恐。山里女子在父母的呵护下生长成人，有亲人的关爱，有伙伴的情谊，已然习惯熟悉的环境，一旦出嫁，现有的熟悉环境和习惯秩序便被破坏，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陌生的世界，将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角色和身份都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山里女子在一种相对封闭和较为固定的环境中生活，出嫁也许是第一次或最大的人生变故，它往往来得突然而猛烈，而对这将要发生的生活变化，女子往往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茫然之中，将要失去的东西，突然变得珍贵，将要到来的，则放大为害怕和恐惧。于是，父母养育恩深似海的感慨，告别爷娘不能尽孝的遗憾，姐妹分离从此孤单的伤感，走向新家前途末卜的惶惑，成了嫁前的土家女子哭的理由。
第二，哭嫁也是土家女子反抗不如意婚姻的特殊方式。土家人生活在大山之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整个鄂西南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地区，就是证明，在山乡，男娶女嫁往往与家庭的经济状况相联系，或以换亲平衡儿女嫁娶的用度，或以嫁女获得丰厚的彩礼，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就使得利益要素成了婚姻的重要砝码。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屡见不鲜。在劳动和生活中，不少女子有了自己的意中人，父母却出于利益的考虑，棒打鸳鸯，另择女婿。有的女子也寻死觅活地反抗，但在父母的压力下被迫屈服。《哭嫁歌》中，“听说我娘偷跑出去，和她喜欢的那男孩儿私奔到后山悬崖处，想抱着滚岩哩!幸好我娘让她亲爹一绳索捆了回来，在屋上吊了一天一夜，婚期定下后，她开始哭嫁了。”《女儿好细腰》中，“妈妈把女儿卖了，体重一百斤的樱桃，恰好一斤十五块钱呢！”“她恨不得从窗户里跳房，找绳子上吊。但是，柳叶婶到底身手不凡。她早就吸取了寨里有几个姑娘害怕预支而上吊、服毒的教训：窗户用长钉子钉了，屋里粗细绳索收了。其实，樱桃没这个胆子。”
不如意的婚姻，粉碎了豆蔻年华的女儿的春梦，这种心理打击，令无奈出嫁的女子，把怨怒化作了嫁前的哭嚎。父母养育恩深，不好抱怨，于是媒人就成了发泄怨怒的对象。几乎所有的《哭嫁歌》里，都有“骂媒”的内容。“媒人是狗，好吃两边走，／媒人是猪，这边吃了吃那头，／媒人是猫儿，好吃两头跑，／媒人是瓜瓢，舀干这头舀那头。／媒人嚼舌根要短命呀，／媒人望我要瞎眼睛呀。”《女儿好细腰》里同样也有骂媒的词儿：“背时的媒人你听好，／你从水路来的吗?／娃娃鱼怎么没拖你?／你从沟里来的吗?棋盘花怎么没啄你?(蛇)／你从山上来吗?扁担花怎么没咬你?(老虎)……”“歌词儿没有重复的，全是根据自己的心思快编的。这哪里是女儿寨新姑娘和姐妹们的欢笑，分明是在哭诉女人的苦命，在控诉旧的势力对她们的侮辱欺凌。”
女子哭嫁，也表露了土家女子的率真性情。哭嫁作为婚仪，起于何时已无可考。最初，它或许是一种个体行为，一种情不自禁的情感表达。但最终演化为一种仪式，一种风俗，却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作为风俗的哭嫁，给女子提供了一个直抒胸臆的平台，它成了土家女子发泄情感的最自由无忌、最直接、最坦率的方式。嫁前女的留恋、遗憾、委屈、怨艾、惶惑，千般滋味，以歌唱的形式倾吐出来，“哭祖宗”的悠远缠绵，“哭爹娘”的凄哀真切，“骂媒人”的酣畅淋漓，“哭十姐妹”的婉转深远，无不昭示了土家女子蕴于心底的爱恨情仇。哭嫁，哭出了土家女子的率性与纯真。跳丧、哭嫁，是鄂西南土家民族风情园中两株最耀眼的花朵。王月圣描绘了它的形态，诠释了它的意义，这就使得其小说着上了文化寻根的色彩。除此之外，鄂西南许多独特的风习，如婚事中的“启口”、“定亲择日”、“预支”、“开脸”，娶亲时的抢道火拼，生子后的“吃祝米”(打十遭)；丧事上的梯玛超度，九月九“舍巴日堂”的摆手舞，腊月时炸汤圆打糍粑，“过赶年”，还有寨上的吊角楼，寄情的千层底布鞋……均展现在王月圣的小说世界中。读者真切地感受了这些眼花缭乱的乡土风情，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的跃动的情趣，如山野的花香，扑面而来。
王月圣小说不独内容、形象着上了鲜明的鄂西南地域色调，作法上也有值得说道之处。总体而言，其小说具有强烈的“说故事”的特点，也就是说，整体上遵循着叙事原则。王月圣惯于设置矛盾冲突，有些冲突甚至是激烈的生死考验（如《血染红了苞谷地》、《边城蛇燹》、《苗岭喋血》、《最后的死亡》），注意情节的波澜和细节的生动，既善于表现历史进程中的人物的悲欢离合（《金印虎符传奇》、《男儿女儿动情时》），也重视生活片段中人物的心理起伏，这使得其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结构形式灵活丰富，有的以事件为经，人物为纬，反映一段恢弘复杂的历史面貌，有的聚集生活的一件小事，或表现一种风俗，或反映一种心态，勾描山乡的风情和人性。形式上，或借用传统的章回味，或用小题总结段落，或仿用影视文学的元素，达到强化故事的目的。语言亲切、活泼、兼具抒情性，方言的空插运用，使地域色彩更见突出。
当然，王月圣小说并不完美，其中也有不足、遗憾甚至破绽。王月圣小说虽然整体上反映了鄂西南风情和山民的共同特征，但太重叙事而忽略或减弱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数人物只是一个面影，未见其鲜明的性格特征，这就使得作者预期的“民族改造意识”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从而削弱了小说开掘生活的深度，如作者自省，“缺少那么一种历史的深沉感”。一些篇什中，甚至人物的行为动因了嫌不足，如《想发财吗？丫头》中，小说末尾，秀玉下山献身于她的师傅吴屠户，就与其之前的守身如玉相冲突，显得地宇突兀而令人难解；如《审判，在江轮》时，受害人丁小莉上船象恋人一般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强奸自己的罪犯，也悖常理，使小说的情节甚至细节都不太真实；还有《月亮岛》中两个女人与酒厂质检员刘列平的关系，妻子李小季自己平庸，要求丈夫也平庸，迫不及待地要与有事业心且事业小成的丈夫离婚；品酒员周小雨一直喜欢刘列平且有种种表现，待时机成熟时却突然宣布与他们结婚，似乎都与常理相悖。有的篇什，如《相识在高高的山上》，语言冗长，令人沉闷。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自鲁迅始，到二十年代的许杰、许钦文、王鲁彦，三十年代的肖军、萧红，四十年代的孙犁、赵树理，五十年代的刘绍棠、周立波，到新时期的高晓声、古华、汪曾祺、李杭育、韩少功、贾平凹，以其清晰的脉络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方学醒目而厚重的砖瓦，这些作家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手法，提示了独特而富于魅力的中华地域文化。王月圣小说对鄂西南人民生活的摹写，其笔下展示的乡风民情，人物的欢笑歌哭，鄂西南社会的发展变迁，不仅使鄂西南这块神秘的土地掀去面纱，露出了秀美的面目，也使中国的乡土文学的流变有了以资可寻的踪迹。鲁迅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鄂西南，在王月圣满怀深情的展示中走向中全国，走向世界。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这里的山歌排对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我们期待歌者王月圣，唱出更动听的山歌！
（作者系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唐文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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