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提过几次的《法朗士私记》(anatole france enpantoufles)中，有一则说，一次在某树林里，法朗士邂逅了一名“容易亲近的好女子”，大相爱悦，于是就地“一起品尝乡野乐趣”。就在法朗士与“他的女性合作者坐在长凳上做将起来，十分投入”，这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凶巴巴的乡村”，对他喝道：“我您好久了，!您叫什么?”
可是法朗士是大文豪，法兰院的院士，他对这个小小插曲，并没有慌忙，他只把自己的名片，外加一个埃居递给，就轻松了事了。甚至，事情还没有完，那粗人看到法朗士是院士，立刻“变得彬彬有礼”，还表示了如下的“抱歉”：请原谅，院士先生。我不知情，这地方什么人都来。夫人穿着红裙子，像面旗子，老远就看得见。请勿见怪，假如夫人穿条黑裙子，不怎么显眼，那就好多了。凡事都得谨慎，对吗?否则我不会过来，不过我也就无幸与您相识了，院士先生!(施康强译本，44-45页)
我想起黄侃的“事”，也颇与之仿佛，只是不同。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云：“季刚生性狂放，不事边幅，年间，任大学，教《说文》，对中国字学，精辟，但学生极少，故每次考试，多不及格，学生苦之。
后侦知季刚好作狭邪游，年考时，特醵资于妓寮置酒以劳季刚，季刚欣然莅止。是届学生竟一律及格。当时旧都中央公园水榭对面一角，芦苇尚未尽除，有小桥通焉。一日，季刚竟挟一女子，于芦苇间白昼宣淫，为擒获，通知北大，遂以是去职。”
按，喻血轮父名次溪，是黄侃之父云鹄的门人，而黄侃的姐姐，又为喻的七舅之妻。据喻黄二家关系，推想喻书所记的，必非出于。“非色胆天来大，不能文学海样深”(见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八十一则)，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只奇怪：为什么中国的，不及法国的通人情，对大文人、大学者，不少许通融?
自古来的文人学者，往往不免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梁惠王下》)，而文人学者的“人”，于此辈的这种德性，也多了然于心。不过，孔子也叹“才难”(《论语?泰伯》)，所以就不那么苛责，甚至作“左右袒”了。谓予不信，举文人、学者各一例，以资说明。
《唐语林》卷七记诗人杜牧云：“杜牧少登第，恃才，喜。初辟淮南牛僧孺幕，夜即游妓舍，厢虞候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孺，僧孺不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诸从事从容，谓牧曰：风声妇人若有顾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讳，僧孺顾左右取一箧至，其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愧谢。”(据周勋初《唐语林校证》，621-622页;此事亦见于他书，唯详略不同，可参观周氏按语)所谓“厢虞候”，是警备街市的官;所谓“榜子”，是一种文书。也就是说，杜牧晚上去宿妓，虞候只能打“告”，此外别无他法。
况周颐《蕙风?随笔》卷二记学者孙星衍云：“尚书灵岩毕公(沅)抚陕，孙渊如(星衍)居莫府，渊如素狂，僚众无所不狎侮，众积怒檄逐之，不即去，则群以去住要公。公别馆渊如精厍，且加修焉。初，渊如好冶游，节署地严，漏三商，必下键，毕自督?之。渊如则夜逾垣出，翌晨归，以为常。或?以告公，公弗问也。”(见《阮?笔记五种》;又《清稗类钞》幕僚类“孙渊如洪稚存焚妖书”条亦载此事，或即据况书)
狎侮僚友之事，可见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四《书毕宫保遗事》。据洪文云，作公揭逐之的是严长明等，其揭末云：“如有留孙某者，众即卷堂大散。”言之凿凿，其事当不诬。而其好色之事，令人掩口卢胡，又见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五“毕沅尊礼孙星衍”条：“阳湖孙星衍，曾客陕西巡抚毕公(沅)使署也。尝眷优伶郭芍药者，固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归。时戟辕已锁，孙不得计，接以梯百尺，由高垣度过。出为逻者所获，白于节使，节使询知其故，急命释之去，惟恐孙之知也。”
据上所引，若非牛、毕二人通达事理，知晓文人学者的短处，而付之不问，则杜牧、孙星衍这两位，也就难保不成了中国诗史、学术史上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