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映的电影《等风来》在尼泊尔取景，正在拍摄的电影《分手大师》去了毛里求斯，还有直接在片名点明海外取景地的《泰礮》、《斐济99°C的爱情》等，越来越多的国产影片背负沉重的器材，飘洋过海去异域拍摄。拍片在海外，会有什么不一样？
作为日本现象级电影《界中心爱》的导演，生于1968年的行定勋，曾给岩井俊二当过相当长时间的副导演，《GO！大暴走》让他成为日本新生代导演中的翘楚。毛里求斯为《深夜前的五分钟》剧组举办的欢迎酒会后，病情渐愈的行定勋抓紧时间拍摄，还抽空接受了随行的采访。这次受邀执导《深夜前的五分钟》，带着团队来到上海工作的他不幸骨折，远赴非洲岛国又犯肠胃炎，除了皮肉之苦，行定勋更对异国工作之沟通、文化差异等方面的甘苦深有体会，但对于本国内已难得到的合适拍摄机会，他亦表达珍惜。
行定勋（以下简称行）：我在做副导演的时候，在美国纽约、中国都有过海外拍摄的经验。我正式成为导演之后，又去过韩国拍片，这次拍《深夜前的五分钟》来到上海，是我在海外的第二部作品。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会有很大不同，中国的状况和我在日本就有不同。我能感觉到，中国的各位电影人必须要克服我们不会面临的困难来拍摄。比如，在日本，我们要的话，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但在中国，就比较困难，马上会有到场。在日本拍电影，我们可以凭着一股冲劲完成，可在中国就做不到，因为很多地方都会帮我们“踩刹车”，这是我们比较难以适应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我了解双方差异的过程，如果下次有合作的话，肯定会更顺利。其实，我这次给中国的工作人员添了很多麻烦，很多互相之间难以理解的部分也是一种遗憾。
行：比如说，我想到一个地方拍摄，但去之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获得许可。为此，我不得不调换一些拍摄顺序，比方说把电影的部分放到前面来拍。我感觉在中国拍电影最好的方法，就是全部在摄影棚里完成，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行：骨折，主要是当时副导演犯了个错误，我非常生气，一不小心就骨折了，这倒跟在国外拍摄没有多大关系。对我来说，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以前也发生过肌肉牵拉、骨折、头撞到之类的事。当然，身体出现状况，我想应该和压力太大有关系吧。我是希望一股冲劲把电影拍完，可总会碰到很多问题，导致没有办法顺利进行，在这种时候，我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行：对于拍电影来说，谁想拍，或者想和谁一起拍，常重要的。这个电影是我想拍，上海的制片人也愿意和我一起完成，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是我到中国拍片的一个重要前提。另外，对于我们亚洲的电影人来说，中国的电影市场、中国的电影实力和中国电影的盛况大家都很了解，我也非常想了解中国电影的盛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和中国电影人合作我到底能做什么，这些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行：现在在日本爱情故事的创作不是很多，我想主要是日本观众对人物内心细腻的变化并不是很感兴趣，很多作品都是从漫画原创而来的，对动作等方面的要求多一点。在日本，漫画和电影应该是处在比较高的同一水准。我不希望把一个漫画原创作品翻拍成电影，这是对漫画原创者的。我觉得电影人也应该从无到有去创作。相比日本的制片人，中国的制片人反而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
行：说实话，这是制片方提出的要求，不过我觉得这些演员选得非常好，通过演员的选择，我非常理解制片人想要占领什么样的电影市场。刘诗诗、张孝全、三浦春马这三位演员的经历、年龄都非常相近，人聚集在一起本身就常困难的事。刘诗诗的电视剧我看过几集，不过，见到本人之后感觉是相差比较大的。她比较独特的细腻表达有一些微妙之处，她说话轻声细语的特点，是很有魅力的。
行：就合作来看，我们只能算是在起跑线上。双方国家的国情、电影市场的状况、电影制作方法以及双方的处事方式，只有这些都融合好之后，才会有比较好的合作电影。这比在自己的国家拍片困难更多。我想，最重要的是，不只是关注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挣钱，双方各有想法，最终反而打动不了观众的心；更应该关注针对电影的状态。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用平常心在中国拍电影。也许五年十年之后，因为有更多的沟通，我们能够拍出更好的作品。
对中国电影的当下状态，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一点，中国电影作品的数量非常多，但水平差异非常大。而日本电影在不断地降低预算，比如说我制作的电影，以前平均一部电影有五亿日元投资（约合3000万人民币）的话，现在必须要用一亿日元去做。拍摄电影是一件的事情，不管预算多低，我都要。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差异，是日本并没有把观众市场很好培养起来。我在2001年拍过一部电影《GO！大暴走》，那个时候有很多非常喜欢电影的观众，但那些观众并没有被很好地培养起来。在那之后，《界中心爱》又有了一批比较的观众，我们了大笔资金宣传，所以那部电影做得比较成功。我觉得，中国电影未来的品质，最终取决于会出现一批什么样的观众。
寻主题表达的最佳归宿、适合银幕的异域风光、各地推出的励优惠，甚至签证新政，都可以成为国产片去海外拍片的理由。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等差异，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拍摄也会很多不习惯，各种制约，目前整体处于带点新鲜感的磨合期。
滕华涛新片《等风来》正在上映，九成镜头在尼泊尔拍摄，异国风光吸引了不少观众的注意。滕华涛撰文介绍，从开拍至今，他被问到最多的是：“为什么要去尼泊尔拍电影？”而他每次给出的答案都不相同，“面对文艺青年，我说是因为旅行的意义；面对资本家，我说的是仁波切；面对时尚小资，我会拿出手机上存的照片，回答他八个字：佛光、幽静深远。”
滕华涛说自己只是想弄明白一件事：为什么现在有钱了，日子过好了，但身边的各种人都不开心，“没钱的不开心，这好理解。有钱的也不开心，虽然他们没觉得自己太有钱。没结婚的，不开心。结了婚的，也不开心。”于是，他让编剧鲍鲸鲸去尼泊尔这个幸福值高的国度寻找答案。滕华涛描述有一天凌晨5点在博卡拉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拍摄等风来这场戏的时候，“我们都着急地开始互相催促，大声喊着尼泊尔方面的协拍人员快点干活。我记得我怒吼着说，我起这么早，可是眼看要错过拍出最美的日出画面时，突然一只鹰悠然地划过万道霞光，在我们头顶上翱翔着……”
除了高原反应引发的习惯性晕厥，《等风来》剧组还要接受水土不服的，肠胃炎就是家常便饭，的拍摄让组里的医疗小分队压力很大。作为演员，井柏然就对这次尼泊尔拍摄颇多吐槽，称相对落后的尼泊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房间里放出来的自来水都是发臭的，吃的菜里也有股洗衣粉味，“等戏拍完时，演员们都瘦了。”
去年11月底，《深夜前的五分钟》剧组选择在上海11月一个寒风凛冽的凌晨出发，从上海到毛里求斯，在云端11个小时，从东八区到东四区，飞越印度洋，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一股热浪袭来。由于拍摄器材太多且沉，剧组不得不凑齐够重量份额的人数一同出关。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没想到的是，导演行定勋、主演刘诗诗人到异乡，水土不服，前者肠胃不适住院，后者头疼不止，导致原定的工作行程不得不调整。
推迟举行的欢迎酒会上，毛里求斯旅游休闲部部长杨尊绍、旅游局长卡尔·莫善肯及提供剧组下榻处的酒店代表一同出席，华人面孔的杨部长称，《深夜前的五分钟》是毛里求斯与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合作，期待该电影能够赋予毛里求斯这个海岛神秘的爱情力量，借助电影使毛里求斯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在中国得到推广，以吸引中国游客。片方相关负责人透露，国内电影中太多熟悉场景，和电影中略显疏离的感觉不相符，出于剧情需要，他们才考虑出国拍摄；而之前也曾考虑过一些东南亚国家，最后选择了对中国观众来说全新的毛里求斯；更重要的是，与毛里求斯旅游局等方面的沟通相当顺利，对方愿免费为剧组提供往返机票、酒店等；其三，技术层面上，毛里求斯对中国护照持有者的免签新政，单次逗留时间从15日延长到30日，更增加了可能性，“签证手续的便利，对海外拍摄特别重要，要是停留一两个礼拜就得回，拍摄很难展开。”
徐静蕾导演的《杜拉拉升职记》曾获得泰国旅游局等方面赞助取景拍摄，《亲密敌人》令她成为“首位获许在大英博物馆拍摄电影的中国导演”，晨报记者也曾随行拍摄过程。当时，《亲密敌人》剧组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许可，经历过一番挑剔的“资格审查”，才有资格花重金租下大英博物馆中国馆。馆方不仅提前数日就要求剧组提供到时来拍摄的人员名单，现场还要一一核对名字，并且拍照制作临时通行证，更特意派人进行安全教育。
就这样，还是有意外。馆方称剧组办理临时通行证的人数超出计划，要求人员全部离馆。剧组工作人员就差跪求了，甚至不惜根据馆方实际分配的拍摄区域临时改剧本。据介绍，在大英博物馆，哪怕是取得了拍摄许可的当地，最后都未必能如愿入馆拍摄。徐静蕾感叹也许中国人与英国人的办事方式、效率都不同，不只是在大英博物馆，《亲密敌人》在英国伦敦的整个拍摄波折不断，导致拍摄超期，而在伦敦这个全球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超期一天就代表着剧组要开一张带很多零的支票，“有各种状况，比如当地制片方说定好了酒店，可一早晨拉着跑了三家酒店都说没有这个名字定的房。每天一点事没法不急，但是英国人办事不急，他们的速度和中国人不一样，而且很多方面都显得有点过于死板。”
赵宝刚称得上是海外拍片的老前辈，早在2002年，他就远赴拍摄电视剧《别了，》。赵宝刚回忆，在海外拍戏容易让人着急，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规矩太多，思维有点“一根筋”，“说好听就是规矩、慢条斯理，说不好听点的就是一根筋，脑子不会转悠。讨论过的事就不许你变，连灯光摆在哪个角度都不许改。但到了现场怎么会什么都不变呢，他们就认为我们不守规矩。打个比方，在的时候说有两个场景，一个A一个B，他说‘您说哪个好呢’，我说‘A好，B差一点，但A联系不下来呢，B也可以’，结果一周过去了他没理我，我说‘那两场景怎么样’，他说‘我没联系啊，因为A不让拍，B虽然让拍，但不是最让您满意的啊’。而且，很多外国人一次不能干两件事，你要是交代给他两件事，最后肯定都办不成。”
赵宝刚还受不了海外拍片时对方办事节奏慢，还不愿加班，“他们节奏太慢，我举例子，《别了，》原来是228个场景，让外国人联系下来的只有28个场景能拍，剩下的都是我联系的。他不着急，一星期工作五天，两天必须休息，我要给他三倍的工资，他都不要，他认为钱不可以买他的休息，就这理论，有钱不挣。”最后，赵宝刚采取的办法就是不守规矩，对方提的各种制约，他都答应，回去就变。不能让外国人加班，他就采取自己人周末加班的方式，“结果让人家给逮着了，被叫到市，说有一支像游击队一样的小分队，穿越在的大街小巷，经常有人举报，还老逮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