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周、秦、汉、唐等十多个朝代或重要先后在这里建都，又是圣地延安的所在地，典籍丰富、文化遗存也多，许多风俗习惯多有可供追寻的历史渊源。地域上：东面黄河、西望关陇；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水乡，横跨陕北高原、渭水盆地和秦巴山区。民风民俗既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又争奇斗艳，异彩纷呈。
陕西民俗的地域划分为：关中地区、陕北地区和陕南地区。
关于关中地区的地理特点、历史地位、早期经营及至西汉初期的尚农遗风，《史记·货殖传》说：“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都镐，故其人犹有先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
关于陕北地区新的人文风貌的出现、地域特点与习尚，《册府元龟》说：“秦始皇遗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筑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汉书·地理志》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战备，气力，以射气力，以射猎为先。”这一背景，与陕北腰鼓的声象相联系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关于陕西地区的早期风习，《汉中府志》说：“汉中府，其俗强劲质朴，力农习射。武都氏叟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州郡同。”《记》说：“汉高祖发巴蜀，伐三秦，迁蜀七姓于商洛，其俗多猎山伐木，深有楚风。”《宁强州志》也说：“宁强州”风气兼南北，语言杂秦、蜀。都充分显示着相邻地区风习的相互影响作用和风习的地域特点。
关于对先秦风习的评价，《薛思庵（野录）》说：“读《秦风》喜得无淫奔之诗，见得秦俗好。”出对岐周良好风习传承的渊源。
至秦亡汉兴，汉高祖刘邦进军商洛、途经霸上，西入咸阳，南屯汉中；回击三秦，建都长安，关内关外风习会合，使民风民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关于秦地风习的变迁、特点及其重大意义，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传》中有段颇为深切的概括和论述。谨如下：“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敌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戌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这段评论，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的历史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
汉、魏、两晋这一历史阶段，方土游侠、、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对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产生相应变化。方土游侠至汉时，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随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犹有张鲁贵焉！”当地习俗的特色，还是浓烈的；和佛教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至唐，民风民俗与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已日，赐宴曲江，都人与江头禊饮，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毯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帛三匹，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毯之宴，或赐宰臣以下酴糜酒，即重酿酒也。”
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楼、茶肆林立，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酒肆也频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
李白《少年行》曾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作有自己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中全国。白居易就有“胡饼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密切关联的。陕西农业，源远流长，生产习俗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向前发展着。
关中地区，人们群众赞颂水车的谜语，谜面的文字是：“曹操独坐中原，身披八挂衣衫，领兵千千万万！”
至于陕南水乡，生产习俗则更有一番景象。《城固县志》说：“小满前后，农各插秧，谚曰：‘水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境界。忽悠美女老板结局其所含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也由此可见，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的确是无穷的，值得重视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