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无论从历史的、现实的情况来看，农业生产一直是陕西人民经济生活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粮食生产也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三区人民的心灵深处已表露了出来。
关中地区除秦修郑国渠、汉修白渠(1930年后改筑为泾惠渠)、1950年建成洛惠渠外，又普遍凿井以利灌溉，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代代相传。关中地区有一个水车的谜语，谜面的文字是：
“曹操独坐中原，身披衣衫，领兵千千万万!”
其中，首句指水车正中顶端的立轴，中旬指嵌在立轴上的平轮及其辐网，末句指在立轮轴上成串车水的五六十个木制铁耳水桶。群众把长期实践的生产工具及其习俗拟人化地融入这一谜语中，广泛流传。
在陕北高原，经长期实践、创造、发展，农业生产也有所提高。《延绥镇志》记述说：“每到七月十五中元日，农家早向垅头，择禾之长茂者，悬五色旗，名曰田幡。”既含有对嘉禾的推崇、祝福丰收之意，也在人们逐步“择嘉禾以选种”的理想境界，以收“母壮儿肥”之效，其景象、习俗也同样是美好的、迷人的!
关于陕南水乡，生产习俗则另有一番景象。《城固县志》说：“小满前后，农各插秧。谚云手执秧苗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则创造并反映了另一相当高的境界，其所含与表现的艺术手法也是令人叹服并值得深入体味的。
上述情况，显示出陕西三区民俗的不同特色，也反映出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四、三秦习尚中豪气“犟劲”与进取的形成和发展
三秦习尚中的豪气、犟劲和进取，是在社会历史急剧发展中形成的。如《朱子诗集传》所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则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很显然，这里是有一个“由周俗到秦俗”的发展过程的。这里所说的“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就是先秦生气勃勃的进取所出来的豪气、犟劲和进取的先导。
曾产生以礼让为基本特征的周俗的秦川大地又是怎样在周俗基础上出秦俗中这种生气勃勃的豪气的?这自然有个渐变过程，但其突变，也是有迹可循的。《史记》就记述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才得以使“秦振和策而御宇内”的!
秦川大地为什么能产生这种生气勃勃的进取和豪气的呢?这又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诗集传》上述评后自问自答所说：“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以勇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这就是秦俗所赖以产生的人文基础。而“厚重质直”与“强毅果敢”则是三秦子弟的天然禀赋、气质、资性的两个侧面，其中“强毅果敢”则是焕发生气勃勃的进取、豪气、犟劲的气质、资性源泉。
先秦习尚中的豪气，建立在苟卿去秦游历后所写《天论》中的“制而用之”的朴素的基础上，充满不断探索、志在必得、不达目的绝不的进取和犟劲。期间，从国君到将相、民问也莫不如此。秦穆公霸诸侯、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六国是这样，蹇叔谏秦穆公改变“先东后西”策略、王翦谏伐楚用兵“必六十万!”等生动事迹也是这样，一些重大建设事项也同样是这样。
郑国渠修了十年，都江堰的系列工程前后费时近30年，其志不移，终获成功，都为秦的功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秦亡后，经楚汉战争，建立起强盛的汉朝。汉承秦制，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三秦习尚中的豪气与从事功业的毅力与犟劲，又有了新的发展。
从急公仗义来说，有以霍去病为代表的在抗击侵略、巩固边防中壮言“匈奴不灭、何以为家”的少年将军；有以“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而还”为幸事的东汉名将扶风茂陵(今兴平东北)人马援；有继城固人张骞之后出使西域，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再次开通丝绸之的扶风茂陵(今咸阳东北)人班超；有出使匈奴被扣、流放北海牧羊“渴饮雪，饥吞毡”至死“节不辱”的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苏武等等。
在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则有扶风郡人马钧、夏阳(今韩城)人司马迁与扶风人班固、班昭等。他们的功业所以能立，与他们的历史责任感、进取、毅力与犟劲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都是“厚重质直”、“强毅果敢”的千万三秦子弟中的一员。有些人的事迹还不为人们所深知，如马钧就是这样。
马钧，宇德衡，三国时扶风郡人，出身贫寒，因织绫机，使其提高功效四五倍而闻名，后被选入朝中，任给事中之职。口拙不适巧辩。为驳斥“古无指南车”之说，千方百计做出了指南车，连过去看不起他的、嘲笑过他的大臣们也被折服。又革新翻斗车(龙骨水车)，“其巧百倍于常”，“儿童可以转动”。利用离心原理，发明连续抛石的攻城武器“发石车”抛砖可达数百步。翻车、指南车所使用的机械原理，比国外早一千七八百年。其毅力、犟劲、进取所显示出的能力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