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风易俗的作用与地位，《礼记乐记》说：“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乐”，“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并把考察民风民俗，实践移风易俗，列入政务日程。《礼记》就有“岁二月，东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述。
至秦，也十分重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发展。《史记列传》说：“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又据记载，秦民强悍，纷争不已，经过“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国势遂盛，终亡六国而建统一大业。
以陕西关中为中心的三秦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民俗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历史上，中原华夏民族为富国强兵而向少数民族学习、移风易俗的，如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很成功。北方少数民族崛起,拟进驻中原，也多重视向中原华夏民族学习、移风易俗，都取得很大成效。
西晋时，后赵羯族石勒，起自朔方，乘机进驻中原，“褫毡裘，袭冠带，释介胄，开庠序”，国势遂盛。《晋书》记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鲜卑族崛起北方，为跨有中原与东晋争衡，在朝廷要讲汉话，并赐群臣以汉式冠带。由于制度与习俗的，使北魏很快强盛起来，史家盛赞其“政美俗醇，江左莫匹”。不仅名盛一时，也为隋以后统一全国，结束南北局面奠定了基础。
隋唐以后，重心东移，宋、辽、金、元战乱相接，严重，；西北偏远，发展趋缓。及至近代，欧风东渐，风气渐开，辛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立即颁布了包括“剪辫子，禁缠足”在内的成百条政策，进行移风易俗，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1912年西安成立的易俗社，即以“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旨”，受到各方面有识之士的重视和支持。易俗社的创始人李桐轩、孙仁玉等，以同盟会会员而投身，但辛亥后却没有去作官，而是设剧社，从事移风易俗的文化工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些遗老遗少说他们是“斯文扫地，与优伶为伍”；有些激进人士认为他们“已醉心文墨，作退隐之思”，但却为鲁迅十分看重。1925年夏，鲁迅来西安期间，应邀四次去易俗社看戏、参观、讲话，并题写了“古调独弹”的题辞赠易俗社，还把所得的50元大洋赠给易俗社，以支持他们的事业。这种十分感人。
继易俗社屹立西安古城，自觉从事移风易俗文化工作之后，至30年代中又出现了以李敷仁为代表的新的一代主义文化工作者，通过办《老百姓报》、《导报》等报刊，宣传、移风易俗，促进了新的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人民国成立以后把民风民俗放在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虑之中，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同志在《论联合》中，就把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放在与尊重其“教”和“语言文字”并列的地位，极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历部《》都有此类的条文，以指导实践。
以来，社会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民风民俗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十多年来，农业经济作物与农副产品吃香，各地在发展粮棉油生产前提下，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发挥各自优势，走致富之，科学种田、科学养殖蔚然成风。工贸上，个体户崛起，与私营工商业、乡镇企业“八仙过海，各显”，为奔小康做贡献，促进了生产习俗的不断发展，为人们所瞩目。
其次是商品经济发展，交往增多，观念更新加快，社会风尚发生显著变化为发展生产，推销产品，许多妇女打破旧时“再不好的男人走州过县，再好的女人围锅打转”的，根据家庭新的分工的需要，成群结队、欢欢喜喜“走州过县”地从事经贸活动；有些还学会了一些外语，在旅游点与外宾笑谈生意，落落大方；同时，西洋管弦乐器也跟着被引入青年自筹的乐队而伴奏起迪斯科舞来。
其三是生活习俗也在发展变化由于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山原地区的土窑洞有些或改为砖窑洞或改为砖木结构的大瓦房，关中地区“房子单边盖”的习俗也在让位于“庵间”大房或水泥预制板平房，而农村的二层楼房村落在交通线上已到处可见；缝纫机已普遍代替了原始的手工缝制；在平川自行车早已代替了步行，有些已以“轻骑”代步；沙发、电视机、收录机已进入普通农家。生活习俗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色彩。
其四是社会活动习俗也在发生变化以往的农村节日庙会多增加了新的内容，而演变为物资以至科技展销会、经贸洽谈会。在关中原有祭祀土、神的村会的基础上，户县曾发展了农民文化节，临潼行者乡还发展了“好媳妇节”，灞桥区水流乡在农历七月七日乞巧节基础上办起了“赛巧会”。在学科学用科学先进事迹展播或当场竞技表现中评出相当数额的优胜者“巧姑娘”，并当场颁，使传统节日增添了新的内容和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