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各个时代的前列。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
山西地区有确切史籍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晋国，晋国的前身是古唐国，而古唐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并在夏朝立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了接续当地的文化传统，保持社会稳定，当叔虞受封唐地后，推行的方略就是周朝廷要求的“启以夏政”，其核心就是在制度上可以不实行西周时期实行的严格的法制度。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晋国前期就发生了制度的大转变，即有名的“曲沃代翼”，由晋公室的旁系小取代了的大，使晋君的地位由“侯”转变为“公”。这个转变并不仅仅是个人或族之间的转移，而是晋国在变革道上的一次飞跃，为后来全方位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曲沃代翼”了时代的变革要求，也为晋国的全面发展掀开了崭新篇章。此后，晋献公对外伐疆拓土，对内剪灭旧公室的，为晋国的对外称霸和对内廓清了道，奠定了基础。到晋文公时代，晋国社会的主要内容是“郭偃之法”。郭偃是晋国大夫，主张从经济领域入手实施，进而扩展到用人制度。“郭偃之法”虽然没有否定传统的“亲亲”的用人政策，但更强调“尚贤”。“郭偃之法”还了分配体制，采用“君食贡”制度，要求国君不保留土地，而是从土地拥有者那里收取税赋。这些思想，不仅指导和促进了晋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也为三晋法家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
春秋末期，晋国三个异姓卿大夫家族瓜分了晋国公室，形成韩、赵、魏三个新的诸侯国，史称“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扼制了晋国国势的下降趋势，使晋国获得了新生。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国率先，尤其以魏国的社会变革最有成效。魏国的变革主持者是魏文侯，主要实施者是李悝，参与者包括了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如思想家卜子夏、军事家吴起、家西门豹。进入战国中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变法，使韩国保持了长期的安定，影响了战国中后期的天下形势。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一度使赵国大有统一天下的气象。
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结束，形势纷繁复杂，社会变革的呼声再起。在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下，影响全国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是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冯太后主政时推行的“均田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政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天下的格局和发展方向。隋唐时期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交往，也深受北魏的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影响。
隋唐以后，国家形势远不及先秦和南北朝时期动荡，所以，影响全国的社会变革通常都是朝廷主持下进行，山西作为一个地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单独发生大的社会变革。但出自晋地的著名的人物，如柳元、司马光、杨深秀等，也不断参与的社会，其中值得一提的当数“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中外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杨深秀立场坚定、，充分体现了晋地民风强悍的文化；杨深秀积极的废科举、兴学堂，并重，采集万国之良法的进取，正是山西文化思想中革新的延续。
纵观山西的社会变革史，社会变革的步伐与进步思想的涌现一直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进步思想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基础，指导社会变革的进程；变革活动的步步深入，又丰富和深化了进步思想，为今后的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曲沃代翼”式的社会变革就是以“启以夏政”的进步思想为思想基础。既然是以夏人的，周人的法观念就不会人们的思想，从而为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曲沃旁系取代日渐失去的晋侯正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晋武公到晋文公称霸，其间还不到50年的时间，这就说明，以进步思想为指导方针的新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晋文公称霸既以晋国的国力为基础，又有“郭偃之法”作指导。以“郭偃之法”为核心的进步思想推动了晋文公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晋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社会的大发展又对新的变革思想和变法活动提出了要求。在晋文公之后，晋国社会变革的力度有增无减，新的革新思想也不断提出，特别是赵盾之法和范宣子所铸“刑书”，更是丰富和发展了晋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思想。
三家分晋表面上了晋国，实际上却是晋国力量与社会资源的重新整合。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的形成和发展，与晋献公和晋文公时代的社会变革密不可分。为了巩固新生，晋献公剪灭公族，开始起用异姓大夫。晋文公历尽取得，依靠的就是异姓大夫。所以，在逐渐形成的引导晋国社会变革方向的进步思想中，任人唯贤的用人政策是其核心。在切实推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异姓大家族中的贤能之士不断涌现，相继执政，不仅推进了晋文公的霸业，也证明了逐渐的晋国公室难以独自支撑晋国局面的事实。三家分晋是晋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
“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类似三家分晋这样的新兴的力量组合，在其他诸侯国没有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发生。因为这三个新兴的诸侯邦国都诞生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进程中，在战国初期的变法浪潮中，他们都站在了浪端尖峰。
魏国社会变革的主政者魏文侯和主要实施者李悝，都是孔子卜子夏的学生，他们的变革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子夏认为，对人材应该看重其“”，不必拘泥于“小德”，致使魏文侯广泛任用各方人材；子夏儒学主张“学以致其道”、“学而优则仕”，要求思想学说要落实在社会实践中，致使像李悝这样的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魏国的，既有战国初期天下形势的要求，也有诸如子夏儒学之类的先进思想的促进，是晋国不断进行的社会变革的继续。这场变革使魏国在战国前期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更重要的是，在这场变革中形成的系统的社会变革和进步思想，不仅影响了战国时期和思想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措施曾遇到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反对派既反对以今易古，又反对以夷变华。赵武灵王则认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风俗习惯也好，制度也罢，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革新。正是在这种进步思想的指导下，“胡服骑射”的才取得了彻底成功。“胡服骑射”不仅使赵国成为战国时代的军事强国，更重要的是把我国古代战争史带入一个骑马作战的新时代。
与赵武灵王的相同，北魏孝文帝的也是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北魏立国之后，虽然号称统一了北方，但实际上一直处在北方柔然可汗和南朝的夹击之下，危机时刻存在。为彻底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孝文帝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外在手段是南下迁都，内在手段就是从服饰、语言等方面的全盘汉化。在当时，对于建设一个长期稳定的而言，汉族的经验更为丰富、思想更为先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既有对具体事物的，也有本质性的体制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这种内外并举的措施，使这场社会变革收到了预期的成效，显示了不同文化碰撞融合产生的活力。
山河的山西地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夏商文化，而且在春秋战国的特殊时期，还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砥砺和激荡，也有相互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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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法家文化有春秋法家与战国法家、齐法家与三晋法家的区别，但是，真正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积极作用，并对后世发挥重要影响的法家却是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战国法家之所以在三晋形成，主要根源之一是晋国的法制建设。法家直接产生于三晋国家早期的变法活动，特别是李悝、吴起等法家早期人物在魏国的变法。到战国中期，赵国人慎到的思想，以及申不害在韩国的，进一步发展了早期法家思想，而“商鞅变法”则是三晋法家思想的硕果。李悝和吴起都是孔子卜子夏的，而子夏思想既是早期在三晋的发展，又是由儒入法的关键。子夏本人不是法家人物，但以子夏思想为核心的三晋却非常注重实际。子夏儒学不仅直接影响了战国早期法家，也间接影响了荀子的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而荀、韩都是三晋人士，韩非子还曾师从荀子，最终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三晋法家的思想，不仅代表了时代潮流，而且左右着秦汉以后中国的主流。同时，三晋号称“多辩士”，著名的纵横家人物苏秦和张仪在三晋叱咤风云，一度左右着战国末期天下形势，同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战国名辩家的代表人物惠施一生主要活动在魏国，而公孙龙则是三晋人氏。至于兵家，战国早期有军事家庞涓，晚期则是尉缭子等人。秦国的统一天下，在思想上得益于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经济体制上有赖于商鞅变法，具体实施方面先后有张仪、范睢、吕不韦等三晋人氏的努力，在军事上则有尉缭子的策划。显而易见，战国时期的三晋人物及其思想，既是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也对历史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汉以降，山西地区继续着先秦时期的进步思想的传统，在思想文化界屡屡有重要代表人物出现。隋唐之际的王通，是理学的者之一。唐朝后期的柳元和白居易，既是进步的文学家，也是继隋朝哲学家王通之后的重要的思想家，对于代表进步的理学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及至宋代，孙复是理学史上有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对宋学的形成产生过直接的作用。北宋中期，史学家司马光位居“六先生”之列，是宋学重要的代表人物。当宋学在明朝开始失去其进步性的时候，思想家薛瑄以“实学”思想对占据理学地位的朱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理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之际，宋学开始衰落，思想家傅山结合现实，对宋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推动了实学的发展，影响了清朝以来的思想取向。清朝末年，杨深秀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参与“戊戌变法”活动，勇敢地站在了时代进步的最前列。在思想不断进步的同时，山西地区的佛教和文化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并存发展。中国佛教的发展归于，而山西地区则是的发源地，并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山西地区的五台山佛教圣地是中国佛教华严的发展重镇，对于佛教的历史兴盛和当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在山西地区有过长足的发展。总之，多种思想学说的共生共存，使山西地区的进步思想源源不断地发生发展，并且总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引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