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石对话说起湖南，大家自是会想起它是因位于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其优雅的简称——湘，则源自贯穿全境的湘江。用今天的行政划分来说，湖南东临江西，西接黔渝，南毗两广，北连湖北；又因水系发便是中国（地理意义上）中部的经济、交通转运重镇。处于内陆地区的湖南境内，其实是河流纵横、水网辐辏，分毫不减清灵秀润与华灯璀璨。
人们总把湖南的水系归结为“三湘四水”，说的是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及其支流。这“四水”顺着地势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长江，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洞庭湖水系。有关三湘的说法尚有争议，一般认为是漓湘、潇湘和蒸湘。其实这三个都是对湘江不同流域的指称。湘江是湖南最大的河流，也是长江七大支流之一。其滔滔南来，汩汩北去，过昭山而进入长沙城，经三汉矾又转向西北，至乔口而出望城县，再过岳阳入洞庭。途中流经的衡阳、长沙和湘潭，因地缘之便而在清前期形成了一个发达的商贸中心。以“三湘”代称湖南，足可见湘江的对于这片土地的重要性。百余年来，多少英雄豪杰、文士墨客诞生在这里，多少与运动酝酿、发生于此，湘江沿线的湘潭地区，正是我们本篇所要讲述的主角。
有关湘江的记载不少，史书载：“岭表滇黔必道沅湘，则西北滋货往者，亦就沅湘舟运以往。”意思是湘江往西南可以进入广西，与漓江水系汇合；往东南进入广东、与珠江水系相接。潇水流域上下游都连通两广，再与湖南境内城镇相连。因为有这样与两粤间紧密的联系，而素有“湖广通粤要”之称。自然，湘江沿岸的湘潭地区便成为了重要的商业城市。
“湘潭市区”建立于南宋以后湘潭县城的基础之上，明清两代为长沙府所辖。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前，水运是该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和商业运输手段。湘潭在明代后期就成为了中南区域贸易的中心，形成广州—湘潭—汉口这条经济大动脉。这主要与元末明初因为战乱而到这里的江西人口有关，打下了贸易的基础。到了明末，湘潭的商人已经有了很细致的分工，大体来说，临江人专营药材，建昌人专营锡箔，吉安人经营盐、钱庄等。
鸦片战争前，湘潭市也是湖南最重要的转运中心。玳瑁、银珠等珠宝商品经由这里运往长江流域；中国丝茶与国外货物的进出口，也都是经过湘潭而进入内地。近代史上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曾这样描述湘潭的转运贸易：“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
一个发达的贸易集散地、一座蜿蜒秀丽的水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商业基础，在面临着骤变的晚清，这里便是这传奇历史发生的大舞台之一。
1851年，咸丰帝登基未久之时，由广西金田村发起了团营举事，日后他们自行建立国号为“太平”，于两年后攻下南京并定都。持续了几年的太平运动虽为一场对清的战争，却也烧杀，对中华文明的旧有积累产生了摧毁式的打击。其势如破竹，却终是烈火烹油、转瞬即逝。同治十一年，翼王石达开的余部李文彩败于贵州，历时21年的战争终于画上句号。这场战争中为清廷的胜利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湘乡人曾国藩。
曾国藩早年的教育与均在湘江沿线。道光二十九年被聘为兵部右侍郎。就在太平定都南京的同年，曾国藩受旨清廷帮办湖南团练，借此整合了湖南地区的武装，称为“湘军”。练兵地点在湘江沿线的衡州，起初只是出于要整顿强化军事实力的目的，之后修建铁、开船运、开矿、建立电报网络等，逐渐演变为一场在工商业、农业各个领域的一场大，一种新气象。而由于这些新兴的交通手段，使得原有的贸易、港口格局也悄然改变，起先虽为省会却居于次位的长沙，渐渐成为湖南和经济的双中心。
长沙的繁华，带动了思想上的解放，其中在1896年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中，湖南活动就最为热烈、成效最为突出，长沙也一跃成为“湖南维新”的中心。19世纪下半叶，督抚的自湘军崛起以后迅速增长，士绅集团为社会变革所作的贡献比后世为人熟知的维新派还要多。陈宝箴上任督抚后，以“变法开新”为己任，于是，一个面目一新的领导集团形成，使湖南维新运动获得了强大的保障。这些士绅在外患的刺激下崇尚实学，投身社会变革，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除了新的涌现，地方士绅也大力兴办近代工商业，虽然湖南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开铁、兴报业等等一系列近代科技与文化模式的引进，为湖南的社会新面貌和日后的之风打下了基础。其时，湖南众多地方也开始建立新式学堂，湘潭地区也不例外。光绪十九年生于湘潭县的韶山冲的，在幼年接受完传统私塾教育后，16岁的他就是去了湘乡当地的“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思想。
辛亥中，湖南爆发了长沙起义，而后成立湖南军，等一众知识为了湖南境内的军阀，主行自治运动。1920年，湖南将领赵恒锡赶走北方军人，局势变得更利于开展活动。他和彭璜意图建立完全的湖南与文化实体，创建“湖南文明”。
这于今天看来似乎挺“地方主义”，但那在其时不过是在两种对立的线中作出的选择：究竟是融入到“忠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行动中，还是选择日益流行的“直接反对所有国家”？他们中的多数人都选择了“世界主义”，其实质就是主义。这种在当时看起来比民族主义更新、更具力的，最终将他们带上了的道，其中很多人由此成为那一时期中国运动的中坚力量。这场发端于省籍意识的湖南运动，于无形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版图。
不仅植物生长具有向水性，思想文化艺术亦多如是。“三湘”除了发达的水系，还有多山造就险峻的地势，因此，除了中国中部转运经济重镇这一重身份外，该地区的山河故里也别有一番风情，并孕育出一批别样的文化艺术名家。
清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长沙府湘潭县城南面一百来里地的紫云山脚下，杏子坞星斗堂内，日后声名大作的齐白石哇哇坠地。祖父齐万秉为他取名纯芝，字渭清，又字兰亭，其后半生直至四十岁以前，阿芝都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五出五归”之后的年间，齐老的足迹也仅在湘潭附近，偶或去到长沙省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直到六年，在连年兵乱的情况下，齐白石接到樊樊山来信，才，辞别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不得不说，湘潭瑰丽的风貌、几百年来积淀下的与文人阶层的经史传统，对他早年在艺术方面的探索与积累起到了莫大的影响。
齐老14岁习木匠，学雕花，25岁时，因在当地大士绅胡沁园家做雕花活，每日下工后，还挑夜灯习画，所以乡人们渐传“我们请胡三爷（沁园）画帐檐，往往等到一年半载，何不把竹布取回，请芝木匠（白石）画画？”引起了胡沁园的注意，让其投入门下，学习诗、书、画、篆刻。胡沁园是宋代理学家胡安国之后。胡安国在北宋哲绍胜四年（1097年）中进士第三名后，徙居湖南任职，并开创了“湖湘学派”。
原来这洞庭湖地区在北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又恰逢私人办学之风兴起，于是各书院便蓬勃发展了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不外乎长沙的岳麓书院。历史喧嚣、奔涌着而过了，在晚清奋力寻求新出、尝试着维新的湖南，留存在这些新主义、新运动下的热土上的，还有着这近千年的儒学传统。因此齐老，所学的并不仅是绘画，而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方法和。
胡沁园见齐白石识字不多，便让自己的家塾老师陈少蕃教他，还帮齐进入文人圈，慢慢地拓展了他的社交范围。白石老人曾自诩“我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足可见诗学造诣在当时文人阶层的重要地位，甚至齐白石还与王仲言、罗真吾、醒吾兄弟、以及陈茯根、谭子荃和胡立三，称“龙山七杰”，并借了五龙山大杰寺内的几间屋子，取名为“龙山诗社”。不久后，又与黎松庵等结成“罗山诗社”。五龙山地处湘渭两水之间，据1929年黎承礼所撰《湘潭五龙山碑记》中载：“钟衡岳之灵，毓湘水之秀……五峰排阔，其形蜿蜒，故谓之五龙”。其中有关齐白石的《龙山七子图》，描述的正是他们在龙山中的雅集。几人在一起吟诗作画、摹刻金石。世家出身的公子们，做的诗典雅工整、讲究声律，而白石的诗跟他们比起来更多出一丝、一份生活气息，显得清新自然而与众不同。齐白石还为两诗社制作花笺，好诗配雅笺，还有什么比这更陶冶性情的呢？
在勤勉的光阴中，齐白石虽已跻身文人社交圈，但甚至还没造访过湘潭县城。这一年，经朋友介绍齐白石到湘潭县城给人作画，巧合下，得以拜见王湘绮。王湘绮，名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是当时中国极有造诣的文人。王湘绮的先祖于明代成华年间便定居湘潭，早年他曾入曾国藩幕府，后因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之请，撰写《湘军志》。王湘绮的著史，被后人评为“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分析能力，也以文笔精炼、苍秀兼备著称。在人编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列其为诗坛头领，贯一代诗人之首。王湘绮十分赏识齐白石，收其为门生，正因有了名师的指点齐白石的诗文功底眼界才得以更上一层。
回到湘潭后，一位江西盐商请人画南岳（衡山）全景图，朋友便介绍齐白石前去。齐白石对于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与山脉再熟悉不过了。连绵的衡山山脉逶迤于衡阳、湘潭、长沙，方圆数百里，共有72座主峰。按照盐商的意思，这72座主峰要画成六尺中堂的12幅，做成青绿画，光石绿一色就用去2斤。着色如此浓烈，并不是当时社会审美的主流，但白石老人却能独辟蹊径，画出他人所不敢画、不能画。
齐白石在《忆罗山往事》中言：风雨一天拖两屐，伞扶飞到赤泥来。齐老诗文中的“赤泥”，在同出身这片土地的罗尔纯的身上也烙下了深深的生命之印。
1930年，罗尔纯出身于曾国藩的老家湘乡，作为当代油画最为著名的色彩大师，其最擅长且为人称道的一系列作品——有着一种近乎单纯却又热烈的色彩，在色彩中诉说着光影的翕动与斑驳；用色彩塑造起那些生动的形象、用色彩挥洒出生命的欢歌。这样的用色与油画这种媒介，自然是他进入苏州美专之后所接受的艺术教育与，但画家笔下的风土人情、这些独特的人物造型，不可不说与他的家乡记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家乡的童年生活给罗尔纯烙下了深深的生命之印，对于这片山河土地的记忆和体会，被他成了视觉元素，始终伴随在他的作品中。《红土》是他乡土画系列的第一个作品,画的正是他对老家的记忆。当时他常去家对面的山坡上玩耍，那里便有一片红土地，他曾回忆道：“那是土地的红，特别是下过雨，地会特别红。”此后，我们总能看见这一抹浓烈又千变万化的红，在罗尔纯的作品中雀跃着、燃烧着。
1981年，罗尔纯的朋友收集了他以风景为主的六幅作品印成台历，出乎意料地流传甚广，正是因为这是过后最早吹来的一股“乡土气息”。此后，罗尔纯又屡次回到湘西，那“傍水木构房屋、包黑色头巾的山民，一种造型奇特的树”都格外引起画家的兴趣，并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喜欢从它们的纵向造型和红土丘陵的横向起伏线条去找寻形式和情感的交汇点。”
即使过了花甲之年，家乡仍然是罗尔纯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有一天他在画室里漫无目的地踱步，目光忽然落在一块从湘西带回来的红色绣布上。他凝视片刻，便又站在了画架前。三天后，创作宣告完成。画面中，在金秋的红土上，迎面走来一位背着孩子的苗族妇女。因为该作品要参加当年9月在举办的展览，罗尔纯便将之命名为《九月》，虽是临时之举，却恰是赋予这幅画更多的深意：暗含着田地的丰收、预示着创作的成熟。
除了齐白石、罗尔纯这两位艺术大家，湘江流域还孕育出许多文化人士，比如艺术鬼才黄永玉、文学巨匠沈从文、教育学家罗辀重等等。方面从戊戌维新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人在中国的舞台上也一直唱着主角，人才之盛，贡献之大，是近代史浓墨重彩的一页。樯橹间，书院、、传统文人、维新运动…都远去在历史的回音中。但其车水马龙的景象；其在历史变革中，传统与维新的并存；在维新中不变的民俗风情，却通过艺术家的笔端被永远地表达了出来，使后人们得以获知湘江流域那轰轰烈烈的过去，也对那时期的文艺俊杰充满了神往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