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解梦 死人复活悼念居里夫人时，爱因斯坦曾说：“第一流人物，在其方面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这句话放在顾准身上，一点也不过分。在一个真理、崩陷的时代，他点燃了自己的，在无望的中，抵御着强烈的，为后人了前。
他父亲陈文纬原居苏州，后随兄长到上海做棉花生意，娶了苏州一对顾姓姐妹。1915年7月，顾准出生，身为二房长子，他随外祖家姓顾。
兄长死后，父亲不善经营，顾准在黄炎培办的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来。校长见他聪慧，觉得十分可惜，就推荐他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当生。
“中国现代会计之父”潘序伦，也算是一号传奇人物。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时期一身纨绔，30岁前整日厮混于赌场，幡然后，发奋读书，竟拿到了哈佛的博士。回国后，创办会计事务所，影响力极大。到了事务所，顾准先是端茶倒水，再是做些商标登记、公司注册的杂事，由此渐渐熟悉了会计事务。有一次事务所开会，顾准忍不住插嘴。主办会计非但不恼，还对潘序伦说：“顾准这个小学徒，很有造诣。”
潘序伦心想，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打打杂，能有什么见解。他不大相信，便叫来顾准：“你把你的看法讲一遍。”顾准讲完，潘序伦心头一惊，天下竟有这般早慧的奇才？
不久后，会计夜校的上，有了一个年仅16岁、初中也没毕业的新。学生一看，怎么是个孩子？随即起哄将顾准轰出了教室。
潘序伦对早慧的顾准十分器重，对他说：“你不用怕，明天我陪你去。”第二天，亲自陪顾准上台。学生们老老实实听完课，都服了。
潘序伦果然没看走眼，顾准的才气是惊人的。没多久，他就编写出《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17岁时，与潘序伦合著《会计》。19岁时，他跑遍上海所有银行，看账本、借单，写出专著《银行会计》，后成为中国第一本银行会计学大学通用教材。这个初中未毕业的19岁少年，当时是上海滩高级白领，在大学、之江大学等几所高校兼任会计和教授。版税、授课费、工资加起来，足足有300大洋。
放到今天，一个人在短时间里挣到这么高的薪酬，接下来，恐怕会不断地被，赚更多钱，讲更大的排场。然而，20岁的顾准，却选择放弃一切，去过“生活”。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这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意识到：“国力孱弱，一个人的富足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强大的国家。”
对他的热情，潘序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在地下组织和事务所之间游走。很快，事态就脱离了掌控。1940年，汪伪成立，爱徒提交辞呈，一心要去根据地。潘序伦听了，如遭五雷轰顶，心中万分痛苦。在他的计划里，顾准是事务所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一间会计事务所，早已装不下顾准胸中的激荡。
顾准聪明，聪明到令人嫉妒乃至嫉恨。当会计时，他能一边跟人聊天，一边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长，能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一边摘记发言。见过他的人都惊叹：“顾准有三个大脑！”无论是讲课、做会计还是工作，他的能力都远超。
与此同时，他也就有些不服管，乃至恃才傲物。在会计事务所时，他常常跟潘序伦拍桌子，潘爱惜他的才华，从来不予厉色。地下党时期，曾是顾准的上级，看人眼光颇为老辣。1936年，徐雪寒被派与顾准直接联系，便提醒：“你同顾准语言时要小心，这个同道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负。他会权衡你的斤两。要是你没有程度，他会看不起你的。”
1949年，接管上海，急需懂经济、懂城市管理的高级专业人才任职。不久后，沪上出了三个名声最响的干部：第一是市长陈毅，第二是长杨帆，第三就是有“局长”之称的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
当时的上海，1万2千家工厂，事务极其庞杂，顾准需要迅速稳定各类财税制度。他干劲冲天，精力过人，每天四处调研，听人家做一场报告，一边听，能一边写出68张报告。调研结束，还要发布各种公文，不停地解释财税政策，因此成了上海发布公告最多的局长。随着一张张公布，很快，顾准就稳定了上海的局势。
当时，上海的公交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煤气公司，四大公司全部亏本。为了提高管理，顾准提出“经济核算”。然而到了年底，中央要求“评议”，那是解放区的老办法，让行业来评定税收数目。顾准的办法，则是让专业稽查人员进行查账计征，他便从会计事务所找来会计师，做特约查账员。在顾准看来，所谓“评议”，本质就是，而在上级看来，资产阶级的账目不可信。由此产生了冲突。
随后，中央一再申斥顾准，要他恢复“民评”。不服用的他却一再自己的方法，还在辩论中以极为激烈的方式回击。
顾准是骄傲的，是不懂“变通”的，是不肯轻易投降的。幸好，在陈毅的支持下，他的政策得以继续执行。1952年3月税收统计，上海入库税收比1950年增长了10倍，是中央的三分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税务还在他建立的大框架下。
随后，《解放日报》在头版公布了顾准撤职的缘由：“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
这对顾准的刺激常大的。他闭门在家写检查，那些天，他心绪烦乱，意志消沉，夜里常常失眠，听着外面马上车声归于沉寂又逐渐起来，慢慢地天又亮了。具体的撤职原因，没人告诉他，检查都不知从何写起，他本想写“民评”的事，却有人上门对他说：“你不要写这个。”
这之前，他的确做过不少组织上看来“过分”的事。1951年，中财部有意调他进京任预算司长，陈毅曾问他意见，他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工作下去，同事们就此打趣他何时“入阁”，他回答说：“入了阁，就成为盆景，长不成乔木。”这话传出去，别人都觉得他太狂妄了。
更早的时候，在东特委当宣传部长，最高负责人谭震林在《东进报》上发文，论国际形势。顾准拿起来一看，文章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因资源枯竭造成的经济恐慌，跟和平时期因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恐慌混为一谈。没经过谭的同意，他就把文章删改了。
事后，才上任两个月的他被撤职，东特委还针对他开了斗争会。作为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干部，顾准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与人打交道，情商低，认死理，又耿又倔，时也容易言语尖刻。加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反”时期，上海指标有上千人，不打你打谁？
他觉得在和动向之外，该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无关的里，便找来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3年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学上。他受过经济学的训练，人又极其聪明，很快就从数理逻辑中得到喜悦，以至于沉醉其中，患上急性肺炎。
顾准又开始研究史和中国史，当时正是中央党校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少，但足够引发顾准的思考。从此，他养成了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而在内心深处，顾准还是觉得委屈和痛苦。在日记中，他一度反思过自己的不足，为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甚至觉得自己不该再做什么。
这5年，简直是在检讨中过日子，一次接上一次。工作毛病之多，认识简单幼稚之外，主要是乱说乱动，一触即跳。
那时，中国计划经济已经全面推行4年。顾准看出其中弊端，觉得这套经济理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一次党校会议上，顾准忍不住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说了两句，在场领导马上抬手道：“这个题目，就不必讨论了吧。”
顾准没有再说，他很清楚，再研究下去，又要出问题。他常在日记中劝自己，想开一些，人嘛，难得糊涂，稀里糊涂过，图个安稳不好吗？
在《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中，骆玉明曾说：“幸亏有了顾准，才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年代的集体名誉。”
此言何意？在时代的朝所有人席卷而来时，大部分都只能充当沙子，被波浪卷走，图个安稳的日子去过活。顾准，当然也曾这样想过，毕竟英雄不是一天站立起来的。但最终，他还是选择越过那条红线，选择不被带走。
1957年，顾准发表文章，题为《试论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当时，加快推进计划经济体制。顾准却在文中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节生产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你顾准这是明目张胆和中央政策作对？
同年7月，为修建大坝，苏联专家前来考察。中科院令顾准等人陪同，期间，顾准多次与苏联专家发生争执。一位同行的干部十分不满，一个报告打到。
但事明，顾准的思考是对的。当初被视为“毒草”的《试论》中的观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今天早已成为常识。在离世20年后，顾准也被誉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
1958年4月，顾准被。在家“闭门思过”时，妻子汪璧对他不离不弃，起居生活精心照料。孩子们不知大人的忧愁，顾准却对妻子说：“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
他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允许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不做“海燕”式的英雄和模范，但必须让他们拥有做普通人应得的各种。
火不灭，他的脾气也不变。1958年，在赞皇县农村。下放干部响应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他站在一旁冷嘲热讽：“什么土法炼钢铁？一场蛮干！”
1959年深秋，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商城劳动。在那里，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为了饱腹，他开始偷东西吃。饥饿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大的是上的冲击。
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念所苦，前几天，曾出现过一些衰弱与之感，是从千方百计仅求一饭来的，我是否变得了，我偷东西吃，我偷东西吃…
“”期间，河南发生了的“信阳事件”。大带走了无数生命，商城哀鸿遍野，人们身体，死亡处处皆是，人相食的上演时，顾准的心感到一阵绞痛。
当初，顾准放弃一切参加，为的是创造理想中的社会。可现在，胜利了，那个美好的愿景并未到来。他不禁想起了鲁迅当年在上问的那句话：“娜拉出走后怎么办？”其隐喻即是：胜利了，社会究竟该如何发展？
顾准的身体和，当时。但他并不将这份痛苦视为个人的痛苦，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支付着沉重的代价。而自己所能做也必须去做的，是点亮一盏灯，前方的道。
1960年，顾准回京。一年后，“”帽子被摘掉。重回科学经济院后，他地读书，每天超过10个小时伏案工作，阅读各种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期刊和资料，还有当代学术最前沿的著作。
然而，就在不久后，他又惹上了麻烦。因察觉出当时采用的苏联会计制度弊端重重，多地调查后，他写成《社会主义会计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当时，财政部会计制度司副司长杨纪琬一见到他就说：“谁要是在根本上反对现行的会计制度，谁就得准备戴上的帽子。”
1962年年底，经济问题专家召开。那场会议，因历史问题，顾准本“没资格”参加，偏偏那天他被请去了。会上，顾准和杨发生了激烈争论。他明知道要付出代价，还是说线年，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并和特约研究员张闻天一道被康生成“张孙联盟”。因平日里与孙冶方相交甚深、常一起学问的顾准，顾准被认为是孙思想的“启蒙者”和“黑智囊”。
此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和、北大同学自发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学生，被定性为“大学生集团”。
就这样，一天夜里，顾准被人从家中带走。这次的更加严重，极右。他因此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两次被“划右”的人。
丈夫被带走后，家中留存着一大摞“探索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文稿，妻子汪璧误以为是人的“”，将其沤烂后扔进抽水马桶。解放前夕，为应付，汪璧也曾急中生智，将红色宣传品及时。汪璧如法，毁掉的却是顾准多年的心血与理论。
这时，汪璧上已濒临崩溃。早年丈夫被划为，她心头还存留希望，此时此刻，却完全不知道明天会是何种境况。
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顾准日记
多年来，四面八方受敌，妻子是顾准唯一可以倾诉的人。他被撤职时，汪璧每周都给他准备一本小说，亲自读给他听。他时，她就劝他读书。被送到商城时，顾准郁郁寡欢，接到妻子的一封信，话虽平淡，却能令他大半夜哭出声来。生活上最困难时，妻子还让他用自己的钱拿去买书，用自己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
但顾准实在是太想家人了。1967年，他偷偷跑回家，一进屋，看见妻子满口牙脱落，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汪璧一见他，大叫：“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
冬天，顾准写信说要回家取衣服。一到家，发现衣物都放在门外。紧闭，敲门无人应声。他只好把粮票从门下塞进去。
1969年，顾准预感到妻子出事，向组织，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影响下放：“只求求你们告诉我。”
原来，当初帮顾准处理文稿时，资料太多了，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她最终被，落下。重压下，汪璧喝下消毒用的来苏水，死状极惨。她的里，只有一句话：帮材料罪该万死。
我就去打饭来吃，吃了几口饭，悲从中来，脸伏在饭盆上失声大号…但我还是住，努力要把饭吃完，我要活下去…
据骆耕漠回忆：“那时，顾准手头拮据，却买了一盏有两个绿玻璃灯罩的双头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两个头的灯？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为了纪念死去多年的汪璧，仿佛妻子仍旧坐在他的对面。”
后来，顾准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泪流满面地看完后，他淡淡地讲了四个字：“哀而不怨。”
借张纯音布票二尺，买维尼纶混纺布三十尺…用大量素白维尼纶混纺布，枕套被里都是。这次整理起来的被服，大体可以用到我长辞之日。服丧从白，自古礼也…
他想悼念亡妻。可在那个下，穿不得孝服，戴不得黑纱，于是他想多买一些白布，做成白色被套、枕套，以此寄托哀思。
他开始了自己忧愤满怀的十年计划，把一切精力都倾注在了寻求社会发展道的问题上。虽然、孑然一身，身体也被病痛，但始终没有顾准思想上的探索。
一如朱学勤所言：“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图书馆读书，看遍历史、教、经济、各类的参考书籍，追索人类文明的脚印，为的就是找出一条后人可以走的道。
学者刘瑜分析恐惧如何对人性进行时说：“保全生命的本能、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寻找社会归属的渴望，使绝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服从。最好的情况是沉默；最坏的情况，这种服从可以表现为对同类的积极。”
在十年那样一个恐怖时代，许多人是如何走过来的，毋庸赘言。“”后期，气氛已经松弛下来，可许多知识忙着做家具、打沙发，以过小日子为人生寄托。经历那样一个时代后，很多人活下来，已属不易，而顾准，还能在漫漫长夜中，保持思想的深度。
在中，他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后，这些文章逐渐重见天日，其中闪耀的思想之光，令所有学者都深深折服。大家对这个全靠自学而又通古博今的思考者，都投去了景仰的目光。
这目光不仅是学术上的，更大程度，是上的。在一个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时代，旁人忙于保全，顾准却还想着一个民族的未来。
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的年代能够反思、理想主义，是一个。
后来，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外国学者问：“在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这个问题显然存有挑衅意味，只见一位老学者起身作答：“有，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初中国文教科书上选得有泰戈尔的一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有一节说：如果你在中看不见脚下的，就把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走吧！
“”初期，他交代。其他人小心翼翼把写好的材料贴到栏上。唯独顾准，在稿纸上写了两个大大的字：“读史”。
贴完后，派将他痛打一顿，为何要这么写。他说：“因为最近什么都没干，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对母亲讲：“打、砸、抢、抄家，这些将来都得写进历史。我倒要看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向何处去…”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一次他“偷奸耍猾”的“地头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指出过顾准的个性：“每到复盘的时候，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顾有一本《圣经》，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参谋发现了，便他，“马克思说过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书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顾，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被和被的处境。这就是顾准。
此外，那时为了保全，很多人不得不别人。但顾准后来遇到一位老友时，言语铿锵地说：“我手上没有沾过别人的血！”
刚刚开始时，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在顾准看来，除了对真理的真要固执，对的真，也要固执。为了捍卫人格上的真，他不畏，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以死。
一身傲骨的顾准，在临死之前，还是签了“书”，“承认”了自己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离开前，看一眼自己的孩子。
11月16日，经济所领导派人找顾准谈话，对方拿出一张认错书：“只要你在签个字，就可以马上完成‘摘帽’手续。”
顾准离开，年仅59岁。多年后，吴敬琏成为了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
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疾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伤神…
在顾去世十年后，儿女们才看到他的日记和通信。大女儿痛苦地写道：“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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