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水到敦煌
赵柏田(小说家）
出西安城，沿渭河向西，秦岭分列左右如两排青色的屏风。车过宝鸡，才真正进到它的心脏。从西安到的天水，一相随的是在岭坡上出没的陇海铁，和黏滞浑黄的渭河。
各归其位。世界有着它恒定的秩序。，桥，山，水；山上的树，石，鸟，虫子和流云……千百年来怕就是这样的吧，甚至人，又有多少改变呢。有一个比喻，岩中花树——是四百年前我的一个同乡（他那时的是明朝蛮荒之地的一个驿丞）放逐到湘黔道上时说过的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我未见岩中花树，则它与我同归于寂，待我一见它，世界便生动起来，于是知心外无物。一个人一生中又有几句话能让人记住呢，能成为智慧传灯的更不会多。我对着变动的山川默默地说：万千世界的物象，都进到我的心里留下你们的投影吧，因为心要给你们一个秩序。
出行前，匆匆忙忙抓起两本书放进行囊，一本是福柯的思想传记，一本是写得风华而又糜烂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又叫《撒马尔罕的金桃》。我计划在旅途中把它们看完，再不济也可以解解途上的乏。同样的反主义的立场，我喜欢福柯甚于尼采，是因为他不像尼采常常说些突兀的没来由的话。他这样说了，还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而尼采呢，似乎总是“大风吹过落下思想的果子”，神秘而先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更像一个现代学者，一个思想史家。他站在人文主义和主义对面的声音似乎也更有力些。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说，福柯是有着赋予事物以秩序这一庞大的野心的。在他转而探究的微观层面前，他就把知识的密码确定为，词与物的关系。而这也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他的《词与物》，英文版的题目就是《事物的秩序》。相反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则是一本秩序散乱的书，这本从中国古代对事物一种古怪的分类开始的书，讲述的是公元七至九世纪作为世界中心时期的唐朝的物质和生活，满眼带着异国风情的物的碎片：野兽，飞禽，羽毛，食物，香料，宝石，药品，器皿……如果前者是收缩的，后者则是铺展的。信手带了这两本书在上，或许流露了一个念想：我希望有尽可能广阔的世界维度，更希望它们在一个人的心里井然有序。
天河注水——天水
在藉河边上的一家客栈里，醒来已是9点。河就在窗下，河滩宽大。城不大，呈狭长状。步行街、市场和住处相去5分钟的脚程。货物丰足，街上女子皆身量小巧，挺拔，脸型线条柔和，很有水色。中午，住的酒店有一婚宴，新娘着大红礼服，身量窈窕。八世纪时这里应该是一个靠近中国心脏地区的一个所在吧，无数从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来的使臣、僧侣、商人穿越那条以丝绸名之的商道，在此歇脚洗尘后，又赶往梦中之都长安。说到“金桃”，确有其物，公元七世纪，撒尔马罕国的国王两次向唐朝进贡这种珍异的果子，据说“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谢弗以此作书名，是把它做了未知事物的一个象征，他这样说及外来事物对唐朝人生活的影响：
——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撒尔马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占城的烈性药，等等，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像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
天水，这个得名于“天河注水”传说的陇东南小城，地处秦岭山脉西端，靠近中国的地理版图的中心，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陇上小江南”。中学课文里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龙城，说的就是这里，它还有个古称叫秦州。
看地图，天水去西安、和成都都在三百到五百公里之间。八世纪后期，杜甫曾流寓到天水和附近的同谷，留下了一组《秦州杂咏》。那是大唐走入向下坡道的时候，他为避一场战乱而来。他只住了半年，离开后的下一个驻脚之所是蜀中成都，最后死在从岳州到湘潭的一段长江上。
麦积山。处处野花，空气湿润得可以拧出水来。山形绝类农家麦秸垛，山岩上石窟如蜂房密布。佛像多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所塑。西魏、北周时的，多为“瘦骨清像”，隋唐时的，则大多丰满圆润。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土，历七八百年至隋唐，已彻底化和人格化了。比之其他形式，造型艺术反映外来事物总是要快些。所有对他者的反映，都带上了自身的想像，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和趣味。
，通往西域的枢纽
出天水向西，高原起伏绵延的山体如大地赤裸的肌肤，晚七时，车子驶进。整个城都在金箔一般的阳光里。这是唯一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因河还在上游，尚不显浑浊，这也是人所津津乐道的。晚饭后走在江堤，夜色中的黄河在隔岸灯火的映射下像一个铺展的女体，坐着轻轻的呜咽。
这里已经是中国陆域版图的几何中心，假如在比例尺为1：的中国地图上，以为圆心，以90毫米为半径画圆，你会发现这个圆基本圈住了中国版图。这个陆都心脏曾是古丝绸之上的一个重镇，中原通往西域的一个枢纽。当时从长安经入西域的线基本上是：从长安出发，经渭水流域，越陇坂（陇山），经成纪、天水、陇西、定西、榆中到，从再沿黄河西行。唐朝使臣及地方官员多循这条进入西域，中原和西域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也大多沿这条进行。贞观三年，后来写下《大唐西域记》的玄奘离开长安，就是经天水，过临洮后再沿阿干河谷到，过黄河出金城关西至河口，再沿庄浪河谷西行去天竺的。贞观十五年，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和弃隶缩赞，两位公主据说也是沿这条入藏的。到了北宋末年，以西地区逐渐纳入西夏版图。宋与西夏既对峙，又在经济上互为依赖，这里遂有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商贸来往：南方的茶叶由此进入西夏，北方的良马也由此进入宋朝的疆域。
武威：看到了古凉州的月亮
武威这个城名与西汉时一个著名的将军霍去病联系在一起（据说是为了表彰霍大败匈奴的武功军威）。在唐诗中，它一次又一次以“凉州”的别名进入我们的视野。
西汉初年，匈奴入侵河西，两次大月氏，大月氏人西迁到锡尔河、阿姆河流域。整个河西走廊成为匈奴的领地。此时，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对汉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协。建元二年（前138年），汉武帝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走廊，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柏国，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陕西凤翔）加以供养礼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壁画绘有这段故事。这年夏天，霍去病亲自率骑兵过居延水，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万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受到性打击。其间，匈奴上层内讧，浑邪王休屠王，携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通往西域的丝绸之开通了。随着战争结束和进一步的河西经略，出现在这片黄沙黑山之间的是城市。为这条的安全畅通，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同时采用了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经略河西。后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阳关、玉门关，即史称的“列四郡，据两关”。就这样我来到了从初中历史教科书上认识的河西四郡中的第一郡。
开边置郡后的武威，汉武帝一次又一次地从这里得到他梦想中的乌孙、大宛的名马。有一年，朝廷的一个谪臣在这里一个叫渥洼池的地方得到了一匹通体乌黑的黑马献上，汉武帝高兴地名之为“天马”，并作《太一天马歌》。有名的“马踏飞燕”，就是出土于这里的雷台汉墓（雷台在城北，原为一道观，此处的箭杆杨都有两百多年的树龄了。而这种树一般也只能活两百年左右）。隋唐时，陇右一带广阔的草地是巨大的天然牧马场。
马对一个国家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书》说，“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唐朝人在观念上是把马看做了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筹码。七世纪初，唐朝刚刚建立，发现陇右草原上牧养的只有5000匹马，其中的3000匹还是从前朝手里继承过来的，于是专命地方官悉心照料，到七世纪中叶，宣布已拥有马匹匹。这些马当时就分开安置在渭河以北乡村的八坊之中，还有一部分在甘南草地，因为那里的草甸子草（草名）马特别爱吃。
同时马还是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动物，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种种传说使这种动物罩上了神秘的，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品性。有一种说法是，马是龙的近亲。这种般的动物（同时它又是多么的矫健啊）曾陪伴周穆王穿过被视为圣地的昆仑山。而伟大的玄奘的那匹白龙马，则从印度驮回让佛教征服的中国。最有天赋的诗人李白这样赞美传说中的天马——“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纹龙翼骨”。
公元一世纪时的汉武帝，他曾渴望拥有力量的骏马，以便带着他飞界。张骞出使西域，公开的说法是为了联络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但实际上真正的秘密是去寻找传说中的“汗血马”。然而也正是他，在二世纪时开通了一条中国人进入的陆上道，即那条以长安为起点，横贯亚洲并联接欧洲、非洲的以丝绸命之的古道。
《唐代的外来文明》里讲到凉州，说是这里曾向唐朝进贡一种御寒的“瑞炭”。据说这种炭坚硬如铁，“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每条可烧十日，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还有就是外来音乐兴盛时期，许多从和印度进入唐朝的幻人、走绳伎、柔软伎、吞火者和侏儒伎（他们又被称作散乐艺人）常在这里的袄神寺里进行表演。凉州的葡萄酒，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能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甚至在它驼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附加饮料）。在非正式的杨贵妃传记《杨太真》中，就曾经提到过“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的事。“七宝”可能是一种古老的琅制品，在唐朝和唐前的工艺中，是在浇铸的彩色玻璃杯中滴入景仄泰蓝，再加黏合剂固定而成。
出租车绕城开到第二圈的时候，快到城外，我们看到了凉州的月亮。它是那么的圆，亮。从岑参、高适时代一直照临到今天。在武威街头的一家书店，看到一直觅而不得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两卷本的《菲利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因还要西行怕途累赘，摩挲良久还是放下了。现在，对一座城市的念想成了对一本曾经迎面又错肩而过的书的怀念，它还要在书架上沉睡多少个时日，才会被另一双手打开？
朝发武威，晚抵敦煌
朝发武威，经张掖，暮至嘉峪关。从武威到张掖的280公里，时可见的草地，著名的山丹军马场就在经的山丹县。张掖之得名，是霍去病破匈奴后，汉武帝有“断匈奴之右臂，张中国之左胁”之谓故（“胁”同“掖”）。街上卖枣的姑娘，头缠白围巾，问之，说是为防风沙，也防太阳灼人。
空气燥烈得几乎闻不见一丝水汽。戈壁在灼人的秋阳下向四面八方铺展，远远望去，几以为是海。偶可见祁连山溶化的雪水在视野的尽头如一条白亮的带子飘来。祁连，一个同古代史一样古老的词，是匈奴语？还是别的什么语？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像这古歌一样的直白而费解。如有成群的白杨林和的玉米地出现，就知道快到城市或集镇了。
酒泉，这个古称肃州的城市更为干燥。嘉峪关。傍晚七点钟的阳光下，广场上飘满了风筝。还有一种叫八瓣梅的高原小花，色彩艳丽，极是媚人。城中有一湖，系从地下引祁连山的雪水而潴……河西走廊，唐时即为陇右（甘肃）富庶之地，大量贡品和外来物品由此源源不断送往长安，具列陇右道的土贡为：厥贡麸金，砺石，棋石，蜜蜡，蜡烛，毛曷，麝香，羽毛、皮革及鸟兽之角。在唐朝任何一个道的贡物中，都没有如此多的记载。嘉峪关长城南面祁连山，北临黑水。康熙征讨噶尔丹时曾到此。陈列在长城博物馆的魏晋时的壁画，线条流畅，色彩明艳，殊为可爱，画面内容多为民间日常生活景象：耕种，饮宴，帐篷里的男女，屠狗，交易。
出嘉峪关西行，那真是个海，旱海。阳光不是在跳跃，而是丝丝地渗了进去。宽大的河滩只见乱石，不见一滴水。长时间看着，眼睛都涩得痛了。黄沙，黄沙，黄沙。半小时一小时后睁开眼，车外还是如此的单调。一百公里又一百公里扔在了身后，经玉门，安西（瓜城），晚抵敦煌（沙州）。
一看够了左公柳、左公杨，这里的棉花也是130多年前左棠从湖南带来的种子繁衍下来的。那时这里遍植，绿洲里开满了妖艳迷人的罂粟花，左棠强令以棉花取代了这种恶之花。只是这种棉花秆子都很矮，农人们在边田里收棉花，那动作不像是摘，倒像是俯着身子在捡。晚上住在七里河镇，这是个青海油田的职工生活区，去县城不远，也就七公里的车程。敦煌县城的商业街里坐满了吃烧烤羊肉喝啤酒的年轻人。还有一种卖“杏皮水”的，不知是种什么饮料。黄昏在街头看到一绝美的女子走过，穿的都是白色。
鸣沙山月牙泉
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这些是一个外来者眼中敦煌的符号，而我也只是在这些符号之上的行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我很喜欢这个从汉武帝时就有的辉煌的地名，尽管它一点也不大，只是个10万人口的战国。去鸣沙山时，七点过半，天还是半明半暗着，上最多的是成群结队上学去的孩子。到达时天已亮了，但四周的山、树、人，还像是沉在微暗的水里。女人们从半山腰滑下时尖叫一阵阵传来。月牙泉上像蒙着一层灰雾。莫高窟，一个个光线晦暗凭着员的手电筒才可以辨清人脸的洞窟里，声息，放轻脚步，脚下是宋或西夏的画砖，眼前是南北朝以来的彩绘和线条，甚至墙上小孩乱涂般刻上去的字，也是来自时间的静深处。这样的情势，一个生活代相袭的文化里的人，心里怎不涌上些。
1897年，小个子的肃州巡防营兵勇王圆箓离开部队来到三危山下，在此成了一名道号“法真”的。一个极平常的日子，他和雇工一起清理壅塞洞窟甬道的流沙，劳累之后他顺手把一枝点过烟的芨芨草插入背后那道裂缝，沉睡了九百多年的藏经洞就这样不经意间打开了。而这个物也一下子被推入了历史的漩涡。其举功焉罪焉，福焉祸焉？
士去县衙“报官”。他赶着毛驴携着两箱经卷找上级的上级。上级的上级说，“你看古人这些字，能和我写的书法比吗？”斯坦因灵敏的鼻子闻到了东方来的这一缕幽香，士再是“狡猾，机警，令人难以捉摸”，还是没有挡住他的一些许诺，几块银圆和一番连哄带骗的糊话加昏话。那些钱最后还是没有流入他的。他用这些钱做了些修缮，使一些佛像免受风雨。他始终是一个中国饥民，最后也是贫病而死。他始终很，他的圆寂地，那座塔，至今还在享受着文字的鞭打……
藏经洞，那个叫王圆箓的兼兵勇，还有伯希和，斯坦因，经过一个明星式散文作家的卖力渲染，已经越来越戏剧化了。但陈寅恪的一句“敦煌者，中国学术之伤心地也”，还是让里一凛。脾气再好的人，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好东西在人家院子里也会的。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回到这里就是为了守着这些遗世珍宝，常眼睁睁地看着他娇小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而他还是要骑着一匹老骡，回到这些土丘间过完他的大半世时光。这没有女人的日子苦辛自不待言，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这已是此次行旅的终点，再往西，就是春风不度的阳关和玉门关了。晚饭照例喝了点酒，相互说的话里都有了些作别的意思。回到房间，打开电视。窗外的白杨树在中轻摇着它们手掌似的叶片，仿佛中轻轻的笑声。空气里渗着丝丝的凉意。忽然觉着在渭河边说“秩序”时的好笑。这已经不是一个给命名的时代了，当然也不是一个给事物以秩序的时代了。该说的已经都说出。物先于我，词先于我，它们造就你也你，启蒙你也你，一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时势的积习里。我所能做的，或许也只能是让词与物贴得更近些——“让每个词都坐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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