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口的纯光迫使黑暗显形——国画大师陈子庄的成都断代史
（上）
名号当中蕴玄机
陈子庄（1913-1976）为四川省荣昌人，生于现属重庆市永川县的白石里铺黄柑岭，早期作画，时号兰园，中期号南原、下里巴人、陈风子（陈疯子）、十二树梅花主人、石壶山民等，晚年号石壶。他还经常自称“老九”，老九如何如何，说话时山羊胡微颤，语调有点调侃，卷舌音漏来一缕辣味儿。这不是“臭老九”的自况，而是他心目中的画坛排序。
四川长江画院的常务副院长、陈子庄的晚期弟子王发强先生回忆起这个名号，眼里充满了往事的迷离：“我们几个青年，经常陪先生去茶馆，有时先生心情好，会谈到一些旧事。他说过，自己佩服历史上的八位大师：方方壶、青藤、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和侠僧担当和尚，自谓老九，可见子庄先生的价值谱系和心性。当然了，六七十年代里，不明究里的人，还以为是伟人赐予知识分子的那顶铁帽呢。”
陈子庄自幼习画，早年在成都等地卖画，受齐白石、黄宾虹启发。中年生活坎坷，仍作画不辍。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遗作展轰动画界。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四川省政协委员。代表作有《山深林密》《秋山如醉》《溪岸图》等。著有《石壶论画语要》。被誉为“中国的梵高”。
随着研读子庄先生的资料越来越多，我逐渐能感觉到，他晚景里的慎独、突然的怪诞和内心的铁。他早年曾出任荣昌袍哥公口“叙荣泸公社”的总舵把子，那时荣昌街头流行这样的顺口溜：“荣昌三大王，县长、议长、陈子庄。”可见其江湖地位（《陈子庄的袍哥生涯》，见陈文明编著《重庆旧闻录1937—1945之帮会秘事》60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12月1版）。根据《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全名录》记载，1949年前夕陈子庄出任“西南第1路第1纵队司令”（见《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全名录》），于同年12月22日以少将身份在成都随王瓒绪部队起义，参加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联络部工作。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馆究员、国画组组长。以他的天资和经历，他大概是不屑于与什么新式知识分子为伍的。用他的话说，人家都是高人！我么，闲散之人而已。他把所有泼出去的东西收回来，蛰伏在心中，制成一把壶。
1968年是闰年。当法国青年涌上街头大举革命时，中国2000万青年则顺着伟人的巨手指引方向阔步走向广阔天地炼红心。这年为陈子庄家庭大难之年，他最喜爱的幼子溺水而死，妻子大受刺激，精神失常，另外两个儿子先后去农村落户，大儿子又在外地车队工作，他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在这一年改号“石壶”，又自刻“石壶五十五岁之后作”印章数枚，不仅仅是纪念这次家庭变故，也是纪念自己艺术上升至一个新境的心记。
海灯法师在成都的大徒弟、现在已是名满西蜀的武术大家张金成对我回忆道：我与陈老师认识于1963年。记得是1972年前后，老师经常坐三轮车来到我位于横布街的家，我总是花一角七分钱请他吃一碗白油抄手。有一天他兴致很高，就站在窗前掏出身上的刻刀和石头，一会儿就刻好了“石壶”印章。刚巧他画完一幅送朋友的画，立即就盖上了。不管张金成懂不懂，子庄师随口说，“当年自己目睹齐白石刻印，他是先把印面上几个字的直画刻好，再刻横面，再补上弯曲初。印出一看，好像是直笔同弯笔相连刻成的。白石先生说：‘方法要简单，效果要最好。’我终身得这两句话的教益最大。”
他自号“石壶”，暗示了承仰于那八位大师的泽被，就是说，我们是一路的。从另外一个层面说，石壶可以盛水，但石壶也许本来就是实心的，油盐不进，因而在虚与实之间，石壶举重若轻，就像一个轻功高手，舍舟登岸，羚羊挂角，只在雪地留下浅浅的印痕。成都宽巷子的代表人物、“恺庐”的主人那木尔·羊角先生至今认为，石壶里装着永远喝不到的酒。是的，有酒仙之称的子庄先生，“文革”后就不大喝酒了。
根据陈寿民先生的记述，1941年春，“中国民主同盟”在张澜等人的筹备下宣告成立，张澜被推为主席，陈子庄对张澜十分敬佩。在此期间，陈子庄随之加入了民主同盟。他在王缵绪的书房偶然发现蒋介石逮捕张澜的亲笔手谕，掂量之后，毅然将此消息告之张澜，叫他赶快脱身。陈子庄也连夜潜回家乡，草草处理完家事，立即外出避祸。他随后参加抗日游击队，途经万县被国民党宪兵十二团逮捕入狱，关押在重庆土桥“执行总监部”的牢房里。
据说这番话让大势已去的王缵绪非常感怀。1957年10月20日，深感绝望的王缵绪以到重庆以治疗牙齿为名，化名张正言，同“反革命分子”雷绍丞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时被捕。他浑身绑着的金条细软被全部没收，而让他最感绝望的，是他到死都认为陈子庄“举报”了他。因为他出走之前，只跟陈子庄讲过自己的目的。
狱卒早闻陈子庄名望，提供纸笔让子庄作画消遣。但监狱中人耳听八方，听说文武全才的陈子庄进来了，一渲染，关在监狱里的几个日本浪人知道了。既然是武士，手脚发痒，想不想抢手？（四川方言，指比武搏击）陈子庄一听就来气了，“抢个锤子！你们几个日本佬一起上！”他飘然而起，一人独对6个日本浪人，一招“花打四门”的招式连同几道破风之声，6个浪人瞬间倒地，震惊了所有当事人与看客（见陈寿民编著《父亲陈子庄》，31—32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1版）。王发强先生对我回忆说，1970年代某天，偶然与子庄先生谈及“文革”中的武斗现象，子庄先生哼了一声就把话题扯开了。他只说，当时监狱里有一个阴阳师，看了自己的骨相，掐指一算：“喔唷，不得了不得了，你是大富大贵的命啊！你要发大财。”子庄先生转过头来对几个弟子说：“你们几个看看，我如今清贫至此，无名无势，连个画桌都没得，想起那个龟儿子的胡诌我就好笑……”
2008年冬季的一个下午，我与国画家王发强在成都的陕西会馆喝茶。这座有300余年历史的硬山顶建筑面对一个紧凑的庭院，两棵高大的银杏树把冬季的成都天空撑高，往事一如气流从瓦檐飘坠而来。谈到受业恩师陈子庄先生，王发强关掉了身边一直播放佛教音乐的录音机，讲述了两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就像沉重的脚步从禅意纷飞的落叶间踏过，发出窸窣碎音——
1972年，王发强偶然听说朋友陈寿岳的父亲就是陈子庄，心头一惊。他虽已是成都市铜材厂的工人，但一直喜欢画画，平时也玩“印画”，早闻先生的大名。一天他特意去仁厚街11号院找陈寿岳，是为他介绍女朋友。陈寿岳不在，开门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人，穿对襟蓝布上衣，手里还握着画笔。老人面带肃然，蓄山羊须，目光澄澈，审视片刻，然后请人入室，自己则继续作画。这就是王发强与子庄先生的首次见面。子庄习惯自我调侃，说自己“像个杀猪匠”。其实，先生睿智的眼神里闪烁着难以藏匿的智慧与豁达，很让王发强入迷。他环顾四周，真是家徒四壁，那张作画的桌子应是饭桌，不断发出吱吱呀呀的摇晃声。
埋头作画的陈子庄突然发话：“这画，你看出点意思没有？”王发强起身回答：“老师的山水与我平时见到的很不一样啊。”“是吗？与你见到的一样就完球啰！”子庄大笑起来，声音干涩，“你觉得有意思，有空就来看看吧。”对这样的邀请，王发强喜出望外，随即成了仁厚街11号院的常客。
王发强习惯站在那张吱吱呀呀的桌子边，屏声静气，一边为老师铺纸磨墨，一边看一抹山水在子庄先生的笔锋下得以赋形，得以传神。近距离的反复观摩让他的画艺提高神速。一次，子庄自语：“我绘画最大的特点是描写大自然的性格。一幅创作是作者全人格、全生命力的表现。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你也要深悟此语啊！另外，学画要深究中国哲学。初成‘画家’，后来要脱离‘画家’，否则最终只是画匠而已……”在书籍荒芜的年月，一个有心人的记忆力往往极好，这些话烙铁一般印在王发强的脑门上，宛如和尚的燃顶。
1974年三四月份的一天，王发强依然站在那张吱吱呀呀的桌子边，就像少林武僧站桩一般，看老师作画。子庄先生并不抬头，但他突然发问：“你气色不好哇，有什么事？”王发强如实回答：“父亲拉痢疾，病得很重！”子庄先生精研易经，自通医理，说不碍事，提笔写了一个中医学院教授的名字交给他，叫他带父亲去看病。第二天中午，王发强回家吃饭，才发现，一大早子庄先生拄着手杖乘电车来到交子街88号自己的家，正与父亲王凤凯交谈甚欢。过了不久，子庄先生还来过一次，又与父亲谈了一整天。
对子庄师的两次家访，王发强看得很重：“那时我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但先生的高义让我大受触动。连我赶马车出身的父亲也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个陈先生是个奇人，还在青羊宫打过“金章”（四川主政者熊克武于1919年农历二月在成都青羊宫花会期间设下擂台，由贴身保镖李国超做擂主，声称若有胜过李国超者，不仅予以重赏，还将委以重任，最后获胜者将得到象征荣誉的金章，第二名为银章，第三名为蓝章，川中武林人士闻讯后纷纷前往一试身手。1953年举行最后一届后，“打金章”停办。“打金章”逐渐成为老成都对武林打擂比赛的称谓），真是文武双全。在我看来，古人所谓礼义仁智信，先生是用言行诠释了其精髓，他更用黑铁一般的沉默，昭示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一般而言，人的经历一多，所受的牵扯与浸淫就难以避免，所谓世故就是如此累积的。但还有一类人，基于强悍的生命底蕴，他穿越的人与事、激越与伤痛，不过是对他生命底色的铺垫，反而彰显出其强力的向度。不失赤子情怀的梁启超十分崇拜墨子的人格。自号“任公”，有感于国人缺乏坚毅，为发掘尚武精神和刚性文化，在《中国之武士道》中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武”从来便是和“儒”、“道”、“禅”思想相辅相连的。梁启超还提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牢记的概念——儒侠，呼唤一种持续的、坚韧的、疾风一般的胸怀。若以此观陈子庄先生，可谓一语中的。而与历史侠义人物更具巧合的是，子庄先生还在肉铺当过伙计，这自然让我联想其专诸、高渐离、朱亥等人的铁血。
儒侠并非身怀绝技的书生。书生绝技在身，为心性拓展出了一种恢弘的气象，此人遭遇的忧患自然就比儒、比侠更多。陈子庄6岁即在荣昌双河场铁罗坝陈氏祠堂读书，11岁时因家庭经济困顿，遂为当地庆云寺放牛，寺庙管饭，不发工钱。庆云寺有武僧，陈子庄遂得到高僧惠宏、惠戒的指点，学武四年后，又拜著名武师谢棕粑捶、荣昌彭家岩彭水老六等人学习武功六年，加上陈子庄学武非常刻苦、用心，武功日渐长进。14岁时就在荣昌县以教授拳术为生。后来又在成都拜绿林一代宗师马宝为师，继续深造。陈子庄广交武术界朋友，多次在成都等地打擂，此后又多次担任武术评判，并结交河北沧州武术名家李雅轩（雨山），与他联袂出版了拳经《行义拳大观》。这就让我发现，如果说20世纪中国还有教武为业的文人的话，那就非作家萧军和画家陈子庄莫属了。
陈子庄口述之《谈艺录》上有这样一段描述：“成都有河北人国术师李翁雅轩，今已八十余岁，打太极拳是全国第一，吾与翁交谊甚厚，尝见其打拳，一手未止，二手又起，连绵不断，宛如游龙，人如在云中穿行……，完全是神在指挥。李翁对其女道：‘你不要学我的姿态，要学我的神态。你可常自闭目凝思，揣摩我的神态，久之自得。’拳艺犹以神运，学艺术还能只重技法吗？”（见陈滞冬编著《石壶论画语要》第56节，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3月1版）深湛的文化底蕴，使子庄获得了打通文、武的妙境。
采访中，子庄先生弟子、书画家陈滞冬特意对我指出，1954年是陈子庄生活的最低谷时期，这一年他41岁。当是最难将息阶段。经历了诗人胡风所高唱的“时间开始了”的激情，风云突变的局势让他发现，历史好像就是重复的。既然无法悬壶济世，那就只能躲到壶中。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努力挣得的丰裕生活已一去不返，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避世，家庭负担日重一日。由政治上的失望导致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迷失带来的巨大精神苦闷无法排解，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浙浙聚集起来，走投无路的陈子庄这时甚至想到过自杀。老朋友王缵绪已在四川省政府担任要职，经过一番努力，由重庆市统战部推荐，陈子庄调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文史研究馆任研究员。1955年陈子庄全家遂由重庆迁往成都。
1966年以前，陈子庄每月可以从省文史馆领取50元生活费，后来增加到60元，政协方面补给约120元，每月有固定收入180元左右。“文革”开始，陈子庄的收入就只有省文史馆的60元，四子一女，妻子张开银出身荣昌豪门，依然操持家务。一家七口，生活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况。1968年幼子陈寿眉溺水而亡，妻子饱受刺激精神失常，两个儿子先后去农村落户，大儿子又在外地工作，他身体状况也愈来愈差，风湿性心脏病不时发作。
有关这些苦痛，陈子庄从不与人谈及，一是出于局势，二是他的慎独修为。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茶铺喝茶，礼拜天就到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鹤鸣与另一家绿荫茶社是旧时“叫咕咕”（教师）谋职的处所，朱自清、叶圣陶甚至陈寅恪、钱宾四、吴雨僧诸先生也常来此品茗。长廊覆青藤，只是老梧桐的冠盖之下，风物依旧，面孔却是陌生的。
某天，王发强陪陈老师到少城公园喝茶，讲到画意，子庄师伸出三根手指蘸茶水，手指在桌面一抖，一只飞跃的蝙蝠就落成了。看得王发强目瞪口呆，子庄师微微一笑：“神奇吧。够你揣摩的。这只蝙蝠要一直飞在你的灵魂里才行。”
时局风雨飘摇，他依然衣着整洁，使用的笔墨也是当时所能买到的上等货。他从不使用水彩，而是用最贵的颜料，包括黄金一般昂贵的洋红。无论走到哪里，总是随身带着一个速写本，画茶馆外的梧桐，水波里溶开的夕光，牡丹的俏丽，小憩在岸边好像又将展开翅膀的木桥，这些被一些人视为“小技”的速写，子庄先生做得却是一丝不苟。这个习惯，源自1940年代他在重庆与画家叶浅予的交往，他十分佩服叶的速写技能。他的不少画语，也记录在这个速写本上。多年以后，陈滞冬提及此事依然十分感动：“一些人看过陈先生的画后，后来发现，他山水画中的场景完全在巴山蜀水间找得到，一般人觉得他记忆力惊人，却不知先生是在完成‘心证’之后，才来作画的。”
1972年夏天，张金成陪同陈子庄、太虚大师的高足本光法师、王云舍先生游历新都桂游湖。只要坐下来，陈子庄会习惯性写生。当天他兴笔画出本光法师与王云舍。张金成一时性起，在速写画上，用指甲勾了一点朱砂点在本光的鼻子上，以喻本光法师的红鼻头。惹得几位高人哈哈大笑：“太像了太像了！”
陈子庄与海灯法师等武林名宿一直是老朋友，按江湖规矩，他尊1903年出生的海灯法师为兄，因而名声在外。1962年和1964年，海灯法师来成都两次小住，均居于大慈寺，陈子庄常到大慈寺与海灯法师喝茶论道。他依然是手不停挥，一边说，一边画。文革“武斗”期间，不时有红卫兵从重庆、永川、绵阳等地来到成都，打着子庄先生“同门”的旗号上门拜见。那时，天王老子都可得罪，就是不能得罪红卫兵。陈滞冬一次陪先生在成都街头碰到一批“练家子”，对方问：你们是什么门派的？子庄先生笑笑：“我们是画画的，走错路了。”陈滞冬偶然看见陈子庄不得已在自家院坝里“指点”这些一心解放全球的的三脚猫（四川俗语，早期多用以喻武艺不精的江湖艺人，后也泛指对某种技艺略知一二，但又不精通者。词义来源有多种释法，猫的叫声为“妙”，于是人们以三脚猫喻江湖艺人，尽管他们口中不断“妙妙”而鸣，但其本领不大，自然也“妙”不到什么程度）。他一展身形，手脚生风，平静的眼里立刻墨精炸现。
峨眉僧门第六代掌门人何伟琪对我回忆，他的师傅侯仲约曾谈及一桩往事：某次陈子庄和“千手观音”彭元植、“南侠”蓝伯熙相约去武侯祠，刘备殿前的双龙抱口九龙铁鼎，系明成化十年(1483年）所铸，通高1.30米，两耳各铸一龙，张口相向。均以双爪抱住鼎口，鼎腹祥云缭绕，游龙戏嬉云间：三只鼎足为双角怪兽，象征三国鼎立。三人一人抓一脚，竟将这近二千斤的大鼎举起来！
陈子庄先生16岁，于1929年到成都闯荡，后在成都生活凡30年，前后居住过四个地方：1955年之前，借住在朋友位于太升南路侧的内江街民宅，之后迁居到康庄街48号；1965年夏天迁到宁夏街西城角的“新村”底楼的一个套房；1968年底迁居西城江汉路37号的一所平房大院；1972年冬天搬到毗邻支矶石街的仁厚街11号院内，直至去世。如此搬来倒去，景况一如“过山车”。
陈季忠在《醉仙陈子庄》一文里回忆说，先生的住所在城东康庄街一所大杂院临街口的右侧，一道破旧的矮土墙，墙面斑驳不堪生着厚厚青苔。临街的墙面便是一道低小的木板门。进门便是一块草席般大的凸凹不平的土天井，右边是子庄师的书房兼画室。低矮的房檐下窗户与门紧挨，房内黑糊糊的，靠窗下一张老式方桌，桌上摆着几样画具——砚台、笔洗、笔筒、几只小白盘，对着方桌的里边依墙而立的是一个小旧书柜，柜的上两层排满了书籍，底层堆着一叠叠画稿和宣纸之类。柜顶上放着一个乌木筒，里面插满了画卷。与书柜一字形排着一张单人铁架床，床架上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的铁锈又被人的接触而磨光发黑，床上一张草席、一卷小棉被。床上面的墙上挂着四个条形镜框，里面经常轮流装着老师自己的画作，我每次去了都对着镜框百看不厌，屋中的空地至多可容三人站立看老师作画，人多了只能到屋外窗下观看了。屋内地面上铺的木板已朽烂脱钉，走动时稍不留意就会把木板另一端踩翘起来……（见《美术报》2003年7月19日）
那木尔·羊角先生对笔者回忆道，就连散架的门板也是用绳子捆起来的。这门，不但挡不住汹涌的世风，也无法隔绝刺骨的风雨。成都的雕塑师朱成对我回忆说，记得一年盛夏他与何多苓去仁厚街拜望陈子庄，他正赤膊趴在这块门板上，正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作画，他宽大的背脊与极小的纸张给朱成留下了很深印象（见蒋蓝《朱成：人民美学的实践者》，《成都日报》2010年2月1日）。
尽管如此，子庄先生的文房四宝还是齐备的，砚台是名士吕洪莲所赠，上有明人题跋，古意幽深。他当时主要为本地一些文化机构作画，比如1964年为武侯祠画《锦官城外柏森森》，是用8张4尺纸拼贴起来作画，完工之后即病倒。他的画，也通过成都市文物商店予以对外销售，收购价是一张3毛钱；而他私下出售的扇子画，一张售价为1毛钱。既便如此，也不能立即做到一手交画，一手交钱。他还要在一种挑剔的目光下等待，等待外行的购买者一种近乎侮辱的盘诘。而他，在等米下锅……
如此代价，现在听来近乎天书。面对生活压力，他甚至已经不能“免俗”，外面的好友如诗人戈壁舟或是新加坡等地知音请他作画后，也给钱给毛料衣物给紧俏食品，他也一并笑纳。妻子的病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整天坐在屋里破口骂人，陈子庄在外屋安静地画画。他必须学会宠辱不惊，安之若素。该做午饭了，陈子庄搁下画笔，从口袋里掏出些零钱，交待女儿买点菜回来，然后继续作画。忽然他想起剩下的钱已经不够明天买米了，于是赶紧拄着青城山藤杖，出门去找老朋友借钱。羊角也好、罗巨白、张金成也好，唐际民也好。都借过不少钱粮给他。拿人手短，吃人口软，他内心承受不住，甚至不惜把自己尚未出版的巨构《龙泉山水册》等画作抵押在别人那里，这还包括吴作人12幅送给陈子庄的“斗方”（这是陈子庄与吴作人交互交换而来的画作），由此造成至今难以弥补的损失。
前债不还，后债难借。陈子庄开始悄悄变卖文房四宝。某次，他拿出收藏多年的一个端砚，说好作价30元卖给书画名家陈季让。对方工资当年很高，但后来老先生变卦了，只肯出20元，理由是端砚虽好，还差一个盖子，意思是扣除10元作修理费。拿到钱，陈子庄手杆发抖，说不出话。张金成目睹这一切，忙拉老师到茶馆消气。陈子庄突然仰天长叹：“天哪，几十年的朋友了……”
“文革”期间，子庄先生被抄家之后，印章一枚不剩，他开始自刻印章。他将一本《封泥考略》从头至尾一枚一枚地描摹下来，学习篆法、章法。因此，不但陈子庄后期作品用印全是他自己刻制，而且也使他的篆书形成新的风貌，并有用篆书题长款的作品出现。陈滞冬记述说，老师晚年所用印泥相当讲究，盖印的位置，朱白文的配置都一丝不苟。
年关将近，寒气冻得颜料发硬。宣纸上的陈子庄，一脸暮气。
那木尔·羊角——那时还叫杨桂林，1968年大年三十当天去子庄老师家探望。屋中比巷子里还冷。家徒四壁，年关之下没有任何年货，暖瓶里没有热水。子庄师脸色不佳，但依然提笔为羊角画了一幅黄色的牡丹图，权作贺礼。
杨桂林甚感歉意。第二天初一大早，就带着礼品上门拜年。一进门就呆住了，师母旧病复发，把家里的所有的副食品票全部撕碎，喋喋不休骂着陈子庄，诉说着“文心雕龙偷人”之类的怪语。子庄师则在一旁静静作画。那个年代，副食品票就是一家人的命，撕了，碎了，一了百了。见客人来拜年，子庄师十分感慨：“我一早去了市场，今年公鸡在年关涨价了，我买不起啊。我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画一只公鸡送你吧。”他一边画，一边诙谐补充道：“你要记住哟，我这只公鸡，以后一定会买大价钱，买活鸡的话，可以用卡车来装。”
1972年入住仁厚街11号院子，此地不但是子庄先生的终老所在，更成为他臻于澄澈之境的终极地。这是一所老旧的西式院，子庄先生一家搬来时，邻居有一个姓陈的医生，还有在房管局供职的一户人。子庄先生一家有两间房和一个小厨间，大约40平米。唯一的桌子是一张弟子们找来的四腿不齐的饭桌。就凭这样一张桌子，陈子庄的山水画进入到奇丽高峰，他其实等于这张桌子为那个时代之后的中国山水画树立了一个觇标：非不能至，而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他不断外出写生，整理画稿，新奇的艺术风貌愈变愈多，山水画几乎幅幅的情调、笔墨、趣味、结构、格调都不相同，但又和谐地统一独特的一己风格之中。
1972年3月，陈子庄开始到龙泉山写生。有不少弟子或乘车、或用自行车载子庄前往龙泉。张金成陪同陈子庄就去过好几次，他气促而腿软，走到山泉镇就无法再走，一边休息，借此写生作画。有人见了大感不解，龙泉山有什么好景色呀？毫无嵯峨奇诡之相，如何入画？子庄气喘得紧：“景色并不一定是眼前的实景。而是心与现实交融之境。”他前后画了数百幅写生，竟然无一重复，后整理成《龙泉山写生册》34幅山水小品。其中《山中有佳境，欲说已忘言》就堪称这一时期心境的呈露，真是物我两忘，唯有那出尘的愉悦，在龙泉山野艳若桃花。
美术理论家孙克在《陈子庄艺术》里特意指出：“这批作品，在友人帮助下，仅题字便用了三个月，可见他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如其中一件，题为《山泉铺望菜花田，用枯笔点缀而成》，此图用笔较为繁复，山岭用枯笔渴笔中锋勾成，秃笔直点皴去，只求画面的黑灰节奏，岭表的杂树更为单纯，随着岭头的走向而排列，是树木的意象，又是节奏下排列的墨点，具象而又抽象，形成陈子庄特有的简洁、天然、直率的画风。”（见陈寿民编著《父亲陈子庄》，87—88页，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1版）
他急于回到他熟悉的蜀地深处。他在山野的皮相之下触摸到山野的骨头。同年10月，他沿武阳江东下，历双流、彭山、仁寿三县，得写生稿200余幅，后整理成《武阳江写生册》150余幅。1973年3月，往凤凰山写生，整理成写生册12幅。10月，往夹江县改制国画纸，陆续创作写生稿数十幅。1974年秋，他往绵竹、汉旺县写生。汉旺镇有一个他的弟子叫李本初，那时在煤矿当技术员，他的家就是接待站。每次盘桓至多半月，他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如此还是积累了写生稿200余幅，后整理成《汉旺写生册》121幅。陈滞冬充满深情指出，陈子庄在生活最艰难、精神最压抑、思想被严厉禁锢的时代，以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过早消耗生命的沉重代价享受到了艺术创作的自由与乐趣。这一段陈子庄创作的黄金时期，由1971年持续到1976年。他在家作画期间，往往在大门外贴上“遵医嘱不会客”的字条，一边口含治疗心脏病的药片一边创作。据说，只有张金成等极少数几个人来访，子庄师是例外的，他会放下画笔，连同自己的心境，用一张旧报纸悄然盖住，然后大摆龙门阵……
中国画的基本功有二：临摹与写生。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院长薛永年在为《陈子庄写生稿册》所作序言里指出：“石壶所作山水花鸟，平淡天真清新自然，其炭笔、铅笔，速写亦笔简意远，机趣天然，工取势，妙剪裁，擅抽象，富内美，饶情韵，不唯得物象之特点，尤具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之妙，谛视之为创作亦无不可，当世画坛人亡业显者，江西南昌有秋园黄氏，四川成都有石壶陈氏，率皆借古开今，独出手眼，论者谓黄繁陈简，各擅胜场……”
这等于解释了很多画坛中人的不解之谜：从没有学习过西洋画法的陈子庄，何以能够对走兽、飞禽、植物、山石的把握那么精准。王发强曾经见过子庄师一个专门画牛的小册页，几十种牛的形态森然壁立，其对骨骼、肢体、内蕴力道的呈现毫不重复。这不但是属相为“牛”的他对一种精神的二度还原，更是一种磨砺。他在与牛的对视里，不但完成了对事物的揣摩，而且浑然托举，臻至化境。
他贫病交加到了何等程度？他一度用医用棉签在废报纸上作画。羊角先生保留至今的就有他在当时报纸上画的一幅花鸟。记得2009年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时，那种一丝不苟的气息，沙子一般扑入我的眼睛。这是一张1966年9月7日的《成都晚报》，在整版高唱“文攻武卫”的文字上，先生用淡墨覆盖了这一层咆哮，他在漫漶，他在稀释，他在开花。他把浓得化不开的局势一笔荡开，在脆弱的再生纸面吹气如梅，开始是墨梅，意犹未尽之余，他突然点染了几朵红梅，普天之下哪里有墨梅与红梅成为并蒂的技法呢？我想，那“鲜血红梅”的意象，恐怕才是他墨水之下的浓血——须知，在那个年代，这等做法是完全可能被人检举为“反对文革”的。而那只与时代语境完全背离的鲜艳小鸟，斜睨着高天滚滚寒流急，宛如源自虚无的黑客。它的羽毛仿佛是激烈的简化字反面远处——那高渐离轰然破裂的筑音。
他到了买不起一个存画箱子的程度，画作只好放在一个装“红芙蓉”香烟的大纸烟箱里。某次，一个外地人在仁厚巷口卖樟木箱，箱子很大，做工也不错。对方要价30元一口，但他掏空了口袋，也凑不够这笔钱。王发强先生当时在场，子庄先生那一脸的无奈，恍在眼前。
子庄先生倾力山水，他说：“中国的文学、医学、音乐、舞蹈都是哲学的体现。最高境界的山水画，常人看不懂，因为它也是哲学。中国不叫‘风景画’而叫山水画，本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是人格的体现。有仁无智，不能改进社会；有智无仁，则为谁服务？山水，生万物以养人，一动一静，一阴一阳。整个人类的存亡发展其实就系在这山水上面。”因此山水画不等于风景画。他的山水不是风景的肖像描写而是自己的内心刻划，他不重景点的秀雅而注重体验的深沉。他那有关巴山蜀水的事与思所凝成的深重墨色里，有着生命不堪承担而又勇于承担的重量。“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结，在他笔下，亮出了凸凹的锋棱。
1973年，一个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好不容易来到成都仁厚街，他四处打听陈子庄的住址。他站在11号院门口，希望能拜谒他心目中的大师。陈子庄得知了，坐在破藤椅上对弟子说：“让他走！我不见日本人。我在永川的‘兰园’被日本飞机炸得稀烂，一些人腿还挂在树枝上。他们休想得到我的画。”据说有人开导他：老师你四处借债，卖点画给日本人可以赚一大笔啊。陈子庄大怒：“少给老子扯这些。滚出去！”
2009年12月，一个雾气弥漫的下午，我来到仁厚街11号原址，这里早已修建成光鲜的成都市民主党派大楼，陈子庄当年的居室刚巧变成了入门通道。见我在门口徘徊，身材挺拔的保安在我身边警惕地转悠，听说我在找寻陈子庄的老房子，他显得很热情：“陈子庄？哪个单位的？电话号码是啥子？我帮你打……”我进一步想，常人根本不知道子庄先生的骨殖厝藏何方，这又怎不令人仰天叹气！
蒋蓝
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
人民文学奖、中国西部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布老虎散文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倒读与反写》、《梼杌之书》等文学、文化专著。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入选上百部当代选集。《媚骨之书》入选”中国好书榜“2015年4月文化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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