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国家习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经济带”，而在这条丝绸之的起点上，陕西商人自秦汉、隋唐以至明清，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商业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在开发建设中，以“关注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实施文化惠民，带动区域发展”为核心，通过以泾阳为中心的陕商文化为契合点，结合区域文化元素，发挥文化旅游产业的驱动带动作用，搭建特色文化架构，建设陕商文化博览馆，充分展现以商帮为形式的陕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开拓进取的，这也将成为与“丝绸之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碰撞的新契机。
发展传承：“西秦大贾”开创经济奇迹
日前，在泾河新城陕商文化博览馆里，通过导游的以及照片、浮雕、陈设物等的充分展示，记者了解了“陕商”的发展经历，同时还借助各种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亲眼目睹”了陕西商人在历史上的辉煌灿烂。
说起历史上的商帮，晋商、徽商俨然成为了中国商人的代表，曾编纂《天工开物》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所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中的陕商，却被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鲜为人知，与人们所熟悉的贡献了票号与大院的晋商，以儒雅著称的徽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事实上，陕西作为中国商业的发祥之地，秦汉时陕西商人已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的巴寡妇清、王汉、长安杜氏、韦氏都是名闻全国的大商人，连秦始皇都为之筑“怀清台”以示纪念。到了唐代，陕西商人更发展到第二个高峰，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格马，周流天下，长安窦义、王元宝、王酒胡都是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富商王元宝与唐玄比富“终南山树缠绢，树尽而绢不尽”，连唐玄都无奈地说：“朕富不及元宝”，可谓“富可敌国”。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崛起创造了机遇，形成了第三个大的发展高峰。当时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而后晋商、徽商才随之而起，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明清时期，陕西巨商崛起，最负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泾阳、三原、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比如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都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据说，清末小说《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而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邗上梆子声不断，秦省惊动广陵湖”同样道出了当时陕商的强大。时至今日，扬州不少文化旅游景点都与陕商有关，扬州的大雄宝刹由泾阳赵运捐资修建，“张园”是富平张臻在扬州的别墅，乾隆巡视江南驻跸的“康山草堂”为武功康海的私园。此外，个园、蜀岗、溉园等都是陕商的产业。同时，陕商还将会馆盖到了全国各地，有史料记载和实物佐证的就有270多座，仅河南一省就有46所。现在全国作为文化景点的山陕会馆或陕西会馆就有64所，由此可见陕西商人在各地的活动。
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表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观，它作为支撑引导陕西商人在祖国西部的苍茫天地里驰骋了500余年，作为思想源泉化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商人，成为陕西商人区别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重要标志。
“继承陕商的历史遗产便是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源泉。”李刚告诉记者，陕西商人义中取利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为公平交易、义在利上，还表现为忠义经商，善结人脉，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敢于，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诚信为本。
历史贡献：多项创新可为当下提供历史经验
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多年里，、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边茶贸易也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同时，陕西商帮创造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和整个西部的“双层次西部市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汉中、延安、榆林为纵坐标，覆盖陕西县镇市场的陕西市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宁、、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覆盖西北地区县镇市场的西北市场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促成了西部地区500年经济的正常运转，其标志就是每月阴历二十八、九两日，西北各地商家将银两纷纷缴解各地座庄，再由座庄将银两压回陕西泾阳、三原总号的“标期”，从而整个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动态发展，使陕西的兴衰关系着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逆顺运营。这个“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对今天发展西部的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意义。
此外，陕西商帮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体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一个常年住在渭南绿荫覆盖小山村的陕西商人，其生意却在天山南北，长江上下，靠的就是“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创新。而且他们机智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效死为企业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可提供实际的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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