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2020年10月17日，北大国发院举办MBA讲坛。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市卓越青年科学家余淼杰教授在本期MBA讲坛上的整理。
2020年7月30日，中央局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提出新发展格局，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大有关。这次的局会议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百年一遇的疫情。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百年”显然是虚指，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很多。在我看来，挑战主要有三块：一是中美关系复杂且多变；二是多边经贸合作相对停滞不前；三是以我国为中心的亚太价值链面临冲击，包括一些外资撤资和产业转移等。
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有多大？10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次调整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认为2020年世界产出将下降4.4%，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下降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下降3.3%，而中国是所有经济体中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且增幅有可能达到1.9%。我认为IMF对我们今年的增速还有些低估，最后我们或许能实现2.3-2.5%的增速。
世界经济何时能够全面复苏？如果以2019年第一季度数据为基点，中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已经超过这个基点实现复苏，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要等到2021年第一季度，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则要等到2021年第四季度。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具有异质性特征，体现在不同地区所受影响不一样。IMF在10月上调了6月对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结果，将发达国家的增速由-8.1%上调至-5.8%，中国的由1.0%上调至1.9%；同时，IMF下调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增速由-5.0%下调至-5.7%，其中印度经济由于近期疫情加剧，预计今年增速会下降至-10.3%。
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3月至今一共进行了三轮五次加征关税，第六次因2019年12月13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而最终未生效。
从被加征关税的产品结构来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产品主要分为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三大类。随着贸易战升级，消费品在其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从第一轮500亿美元产品中占1%，到第二轮2000亿美元产品中占24%，再到第三轮2670亿美元产品中占40%，一步步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加大。
从加征关税的产品数量来看，中国出口产品逐步受到美国的不公平待遇。2017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只有8.1%被征收高关税，且一般都是因为这些产品涉及到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法等。到2018年9月，被征收高关税的中国产品已达到50.6%，而如果没有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数字在2019年12月13日以后还将上升至96.8%，即除了稀土、硅等特殊产品外，所有中国出口产品都将受到美国的高关税对待。
从关税税率来看，美国对双边贸易的打击力度更大。截至2020年3月数据，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的关税从3.1%提升到19.3%，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从8%提升到21.1%，显然美国的提升幅度更大，对中美贸易的打击力度也更大。
回顾双方在过去两年的13轮经贸谈判可以看到，双方保持了“有来有往”，但每一轮都是我们先访美且牵头人一直是刘鹤副总理，美方则在不断地换帅，先后由偏向于的财长奴姆钦、的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西泽担任。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于2020年2月14日正式生效。从具体内容来看，首先，两国对拟在2019年12月15日就对方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的不再加征，贸易战因此暂时休战。其次，中方同意未来两年内从美国扩大不低于2000亿美元（在2017年基础上）的进口。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中美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正值中美经贸往来高峰期，要在进口峰值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进口，对中国而言难度不小；二是“2000亿美元”并非在两年内平均分配，而是拟今年扩大进口767亿，明年扩大进口1233亿。
如果中方在两年内没有完成上述进口目标，算不算中方违规呢？答案是不算，因为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假设美国的大豆没有巴西的具有市场竞争力，那么中国企业可以选择从巴西进口。只要中国没有企业从美国进口，中国完不成进口目标也不会构成违规。
特朗普关于中美贸易的核心观点有三个：第一，他认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占了便宜而美国吃亏。他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另一个理由是美国因进口中国产品使得美国减少了300万个工作岗位。第二，他认为美国吃亏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较低，而中国的关税较高。第三，他认为上述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关于第一点，中国对美出口导致美国人丢掉工作岗位，这是事实，但这也是贸易的应有之义。贸易的终极意义是帮助参与贸易的国家变得更好。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好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变得更好，而是注定会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受损者是劳工，而中国的受益者是劳工，受损者是资本所有者。
以中国为例，在之前，资本比较稀缺，物以稀为贵，导致资本回报率较高。后，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资本的回报率自然下降，所以资本所有者在中美贸易中受损。
另一方面，贸易促使中国劳工生产的衣服、鞋帽等畅销到美国后，中国劳工因需求增加、收入上涨而成为贸易的受益者。所以，贸易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它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增长。
关于第二点，美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而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这也是事实，但贸易逆差不见得是坏事情，贸易顺差也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从贸易逆差的本质来看，中国生产衣服卖给美国，美国买下衣服并付给中国美元，但事实上中国拿到美元后还要拿去国外投资，而全球最好的投资地除了中国就是美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美元收入会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每年有大约3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其中35%-40%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占到美国总国债的8%左右，占海外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的20%-25%。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而美国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向中国融资，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借别国的钱来发展本国经济，这就如同我们老百姓从银行贷款买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别人的钱来发展经济，那么贸易逆差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同时，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也不见得是好事情，贸易还是要平衡一点更好。有外汇储备是好事，但现在我们已经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会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2019年我们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是2.5%。输入型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影响，就如同人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不是容易感冒就是容易发烧。基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持久性，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对冲输入型通胀，但对冲措施也是要付出成本的，也是把双刃剑。因此就中国而言并不愿意有过多的外贸顺差。
关于第三点，美国想降低外贸逆差，而中国想降低顺差，这本来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事，为什么会越弄越僵？主要问题是思决定出。特朗普的意思是，解决贸易逆差就一定要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对此采取反制措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经贸这块大蛋糕被越做越小。而中国的意思是，双方不需要打关税战，中国扩大进口来降低美国贸易逆差，这样蛋糕就可以越做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同意扩大2000亿美元进口。
在协定中，中国还承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度、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放宽金融服务准入，这体现了我们对三个方向的决心。实际上在2018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就强调了要推进这三项。
此外，美国还提出人民币要避免竞争性贬值，中国也答应了。因为中国原本也没有想让人民币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会更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但我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我们的兄弟国家——东盟十国。人民币贬值后会到东盟国家的利益，这将阻碍我们推进“一带一”建设。
中国上半年完成了进口采购目标的一半。按照协定，中国到2020年6月应该完成800亿美元进口，但由于疫情暴发，我们只完成了400亿，因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我们即便从美国零进口也会受法律。8月底莱特西泽评估半年来中美经贸协定的落实情况，他比较地评价说中国做得挺好的。我们积极扩大进口，举办进口博览会，因为扩大进口能够让老百姓买到更便宜且更优质的产品，有利于老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恶化。从最开始的301调查到最近的蓬佩奥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尼克松图书馆否定美对华战略和TikTok被美国禁用等，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
所以当我们讲到中美贸易关系时，以前在贸易战期间我们将它形容为中美关系的“前线”，但现在我认为对它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中美关系的“后方”。换言之，中美贸易关系已成为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润滑剂，或者说是中美关系积极前进的一盏。
2020年10月17日，北大国发院举办MBA讲坛。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市卓越青年科学家余淼杰教授在本期MBA讲坛上的整理。
过去两年，我对中美贸易战做过不少准确预测，包括我曾预测2019年12月15日之前一定会达成贸易协议，以及从2019年12月15日起3个月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上升到6.8。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从几个月前开始，我就一直判断人民币在下半年会升值，但到11月初会开始贬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对中美双方都是利好消息，但是对中国的利好更大。这就如同中秋节吃月饼，一块月饼对大人来说可能分量不够，但对小孩来说就能吃饱。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对美国也还是体量较小的那一方，所以受利好影响更大，这也意味着币值会上升。在美国出结果之前，人民币已保持升值态势，我预计到11月会开始贬值，即出现人民币在短期内贬值、长期（三年以上）升值的态势，且兑美元汇率在三年后会达到6.1-6.2左右。
同时，上半年大家对中国外贸的出口形势非常不乐观，我认为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情况会有所改善，今年全年贸易顺差有望达到2.6万亿美元。理由是中国这边的疫情已经控制住，而欧美地区却还在恶化。由于欧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反弹性消费必将出现，在本国产品受疫情影响无法生产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自然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选择。出口上升的产品主要是衣服鞋帽等消费品。
5月14日中央局常委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以往所认为的劳工价格便宜，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也是我们未来10年参与国际竞争的线日，习总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央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次会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国内大循环”，只是一个提出“逐步形成”，另一个强调“加快形成”。我理解这是因为国际大变幻莫测，我们对形成“国内大循环”新格局的需求愈发迫切。
第一，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14亿消费人口中4.5亿是中等收入人口，人均P达到1万美元。
第二，中国全产业链优势明显，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大类、207种类、666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019年，中国出口的产品已达7932种。
第三，中国的产业集聚链有利于专业化分工。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集中发展一两个主导产业，比如东莞和深圳做电子产业、广东云浮做石材、汕头做玩具、邢台做羊绒、做家具。这样的产业聚集分布优势可以降低企业生产出口的固定成本，帮助大家抱团取暖，然后产生溢出效应。因此，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全产业链优势和产业集聚特征，使得我们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必非得向外走出去。
中美贸易战以后，外资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地撤离中国？调研数据也显示，87%的企业都不会主动选择撤离。外资撤离中国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中国劳工的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2，比如生产一双鞋在中国需要两个小时而在美国只需要一个小时，但中国劳工的成本仅为美国的1/5，所以外资企业还是会选择在中国设厂。由于外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中国，如果工厂迁回美国再把产品运到中国销售，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对企业而言都不利。中国市场的优势在于劳工成本低、靠近销售市场、营商良好。
外企有没有撤离至东南亚国家的可能？这由产业类型决定。如果是劳力密集型产业，迟早会撤离中国，去劳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者非洲国家。以蓝领工人为例，中国的劳工成本是孟加拉的4倍，但生产率只是他们的两倍多，所以，他们生产衣服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比中国更具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批的制造产业、劳力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至具备条件的非洲国家。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一定不会转移出中国，而是会向内陆省份转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向部转移，因为非洲或东南亚国家目前还不具备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较高的生产成本对企业利润不利。
第一，重视数据要素。在资本、劳工、人才、土地和数据五大要素中，土地要素是要做到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如深圳作为超级大城市面临巨大的房价压力，而稳定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土地供给，把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改成建设用地。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今年4月份的中被提出来，重视数据要素代表我们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未来所有产业多少都会和数据发生关系。
第二，建设贸易试验区，构建全面新格局。目前，全国已建设19个贸易区。我个人理解，在十四五期间，我实现“胡焕庸线”以东自贸区全覆盖的新目标。2020年，成为全国第19个贸易试验区，也是首个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特色的自贸区，这体现出我们大胆试、大胆闯的。6月3日出台《海南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贸港建设体现出我国全面的新格局，预计2025年实现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包括资金、人员、运输、数据；到2035年实现全面，核心是制度集成、规则创新。从落地效果来说，全岛在封关下实现零关税、低税率（企业、个人15%）、简税制、强法制、分阶段，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需要补充的是，所谓“自贸港”不只是一个河港或者海港的概念，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内陆空港的概念。比如我们一些内陆省份戏称自己“”：既不临海也不靠近边境的地理劣势，靠什么突破发展瓶颈？通过贸易空港，特别是有双机场的城市发展服务贸易就是一个发展方向。我国的对外是双向、立体的全面，其中的立体就是指形成海上、陆上和空中的格局。
第三，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上半年的保市场主体，其实货币政策起了很大作用。3月4日，央行会议提出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是扩总量，二是调结构。扩总量是指市场主体需要钱，为此专项再贷款3000亿元和5000亿元，同时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缓交社保、减免租金，即调结构。此外，利率空间，即灵活适度、贷款市场利率报价（LPR）潜力。
下半年的中央货币政策提出，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这是指上半年出政策而下半年看结果。二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表示不是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比如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让美联储给每个人都发钱。美联储现在大规模放水，货币总量上升、利率低，投资美国对美元的需求就减少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三个月一直是人民币在升值而美元在贬值。三是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先说钱从哪里来？一是总量，二是结构。目前预算内资金总量是28万亿元，结构是原来的财政收入20万亿和新增8万亿。新增8万亿分成三块：一个是赤字规模3.76万亿，赤字率控制在3.6-4.0的合理空间。去年美国赤字率为4.6，印度为6.1，所以今年中国赤字率即便达到4.5也在合理范围内。二是特别国债1万亿，三是专项债3.75万亿。
钱投向哪里？首先是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的整体逻辑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就必须就业稳定。要稳就业，就必须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中小微企业，即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然后，通过减税降费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扩大消费。钱投到什么地方去？地方专项债券3.75万亿元，目标投向地方县级基层，“地方”二字是应有之义，新意是在“县级”二字，换言之，这钱如果经过省或市级，不可雁过拔毛。
第四，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融合”。“两新一重”是指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设。新型基础建设形成城镇化发展所需的重大交通水利工程，城镇化又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机制创新。
第五，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这五大城市群是未来我国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新方向。通过“两新一重”来发展，特别是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城市群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三化融合”。缺少工业化的城镇化将导致贫民窟；缺少城镇化的工业化也无法可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人来这里工作。而信息化跟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就是以5G、AI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实现智联工业、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
新基建的“新”主要表现在：新形态——传统基建做存量（规模），新基建做流量（结构）；新特征——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地区——投向需求大、城市密集度高的地方；新产业——5G、AI、新能源汽车；新主体——+市场（基础设施）；企业+市场（商业应用）。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区别是什么？传统基建是供给决定需求，如我们说“要想富先修”，意思就是有的供给，才会形成市场需求，才会促使经济发展起来。新基建的意思是需求决定供给，不会在没有人的地方搞新基建，而是要在五大城市群这样的地方建设新基建。
总之，我认为在“六稳”工作中，六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平行的，而是层层递进的。“稳预期”是起点，目前全球经济都很差，中国经济已经是一枝独秀，“六稳”核心目标是稳就业，而这个终极目标要通过稳外资、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四种方式来实现。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贸易全球化。以复杂的汽车生产为例，车身上的许多零件生产由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工完成，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卖到全球，即“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全球化”相结合。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特朗普反全球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当前WTO的多边机制受到很大冲击，也并不代表多边合作不存在，只不过原来是全球范围的多边合作，现在是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不断加强。
地区经贸合作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二是美加墨自贸区，三是全面进步泛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
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被取代了吗？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的地位更有望获得巩固。从2000年中国入世前的贸易拓扑图可知，全球贸易基本上分成两大体系，一个是以为中心的欧盟体系，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体系。到2015年，拓扑图开始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以为中心的欧盟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自贸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因此，地区经贸合作关系就体现在，自贸区、欧盟自贸区以及以中国为主导的10+6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事实上，东盟十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何重构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我认为核心关键词有两个，即“数字导向”+“知识密集”的全球价值链。为什么是“数字导向”？美国和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即便在数字产业方面我们也没有明显优势，但至少和发达国家差别不是太大，我们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人民币走势在美国之前是升值，之后会贬值。理由是之后，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连任，对美国都是利好，美元会短期走强。但从长期来讲，三年之内人民币一定还是升值的。所以我的核心观点是，10月份人民币升值，11月份人民币贬值，然后三年之后也会保持升值，且大概保持6.1-6.2的汇率。
我个人理解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怕我们单方面想合作共赢也不具备一个友好的国际。中美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张，我们必须有这个底线思维。最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是2025年即“十四五”结束时。今年我国的P会达到美国的75%左右，而2025年我们的P总量会基本追上美国，美更加恐慌，所以中美摩擦到那时可能会达到一个顶峰。但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预计会是美国的1.2-1.3倍，中美关系反而有可能趋于缓和，因为美国可能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当年英国慢慢习惯了美国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战略跟商业利益应该怎么平衡？比如美国工商界对华一直是友好的，因为利润最大化才是他们追逐的根本目标，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如果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可能也只能服从国家战略需要，但他们至少可以在中美关系的摩擦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中美关系会不会白热化？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中央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即便打起来我们也有信心、有战略、有定力。应对中美关系摩擦，要以不变应万变，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换言之，正如毛所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求和平则和平亡”。
有人说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局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没有再“韬光养晦”。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在1990年代，韬光养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中国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美国对付前面六个都来不及。但现在中国想韬光养晦已经不太可能，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象难藏于树后，美国已经把我们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再选择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选择，更像是一种鸵鸟政策。
综上所述，我愿意用下面这句话总结我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即“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其中，力求共存是目标，长期竞争和有限合作是客观事实。中美两国的长期竞争和博弈是新世纪的一个态势，至少在新世纪上半叶是这样。这里还有一层“斗而不破”的意思，美国也有需要和中国合作的地方，中美双方始终存在合作的空间，只是空间有限。
最后我用丘吉尔的一句话和大家：“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只要保持战略定力，用双循环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就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大变局中开新局。维基解密黄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