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处于关键关口，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时间窗口和经济运行的关键临界点，需要结合内外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微观主体的运行状态，作出准确判断，着眼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注重“标本兼治”。
当前经济运行较为疲软，微观主体面临的困难较多，资金链仍较紧张，信心不足，部分企业存在退出压力。物价受供给侧冲击出现上涨，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空间。明年经济仍面临下行压力，需要未雨绸缪提前为此做好政策储备。
从最终需求来看，社会零售总额反映的消费同比增速出现了下降。考虑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月份累计同比增速仅为7.9%，加上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消费倾向有所下降。我国居民的杠杆率（居民债务／P）近些年出现了较快上涨，从2012年的35.48%上升到2018年的63.55%，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从2013年的94.1%上升到2018年的145.45%。消费金融公司近些年来的不良率快速上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居民收入与消费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有所加大。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对美出口负增长情况更加显著。受资金、项目以及机制等的制约，主导的基础设施同比增速下降。
生产端看，9月份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为6.6%，在今年大幅减税降费的情况下，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降幅有所减缓，从年初的-14%下降到9月份的-2.1%。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以可比口径统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值同比增速，7、8、9三个月分别增长5.7%、5.5%和5.4%。但如果以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值的绝对额计算同比增速，由于去年和今年的企业数量出现较大变化，在理论上不具有可比性，但反映总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变化情况，7、8、9月份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94%、-3.5%和-4.6%。已经从正增长转向负增长，且负增长的幅度逐月扩大。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数和绝对数偏离更加明显。以可比口径计算的7、8、9三个月的同比增速分别为3.4%、2.1%和2%；但以绝对额计算的不具有可比性的同比增速分别为-10.87%、-14.73%和-23.44%。这反映虽然现存企业仍有微弱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在总量意义上固定资产投资已出现收缩，主要是大量投资主体退出市场（这里仍有统计挤水分的因素）。
二是P增速。从实际P（剔除P平减指数）增速看，我国这两年的经济运行保持相对平稳，季度增速从2017年3月的6.8%下降到今年三季度的6.00%。但如果从名义P来看，我国的经济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同期从11.45%下降到7.57%。从历史上看，名义P低点在6%左右。
实体经济有内在的稳定机制，会逐步吸收不同事件带来的正冲击，加上数据统计具有一定时滞，因此在一定波动范围内，宏观数据与微观运行会有一定的偏离。近十年来出现过多次宏观数据与微观感觉的偏离。近期又出现了宏观数据和微观感觉的偏离，需引起充分关注。具体来说，需高度关注以下事件可能的滞后影响。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尚未充分。从前期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看，不但存在所谓的“J曲线”效应和各种“抢出口”现象，而且中美微观主体还在可能的范围内分担和吸收可能的冲击，没有向经济体系充分外溢。不论是对加关税带来的成本，还是因汇率贬值带来的获益，几乎没有向上下游传递，特别是没有向消费者传递。目前第一批的关税影响已基本被消化，但后期的关税效应，还没有在微观主体的经营行为、利润和上下游充分体现。尤其在考虑到可能的产业转移后更是如此。需高度关注中美贸易的后续走势以及可能潜在的宏观影响。
二是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金融影响。今年加强了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对流入房地产的各类金融资源加强了管理。从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的土地和住房销售、新开工以及开发投资还保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但很多中小房地产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一些头部企业开始降价销售和减少土地购买以保持必要的流动性。房地产行业调整的宏观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三是金融风险可能带来的被动紧缩。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出现较大幅度减少，从去年的约37.8万家减少到今年的约36.8万家。企业数量的减少，可能会对银行的不良贷款产生不利冲击。从消费贷款的不良率来看，近些年持续上升。受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小银行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明年还是资产管理新规过渡期到期的年份。金融既反映经济运行，在一定时期又会加速经济的调整，需高度关注。
四是失业率可能的非线性变化。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但仍处于年初确定的目标之内。但微观调研发现，目前有不少企业由于对未来还看不清楚，出于防止今后招不到技术等非经济原因，维持了部分员工的就业。就业的变化可能存在非线、宏观流动性合理充裕，但微观主体流动性趋于紧张
前三季度以社会融资总量和M2同比增速衡量，分别增长10.8%和8.4%，略高于名义经济增速，能总体上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在包商银行和银行(港股00416)冲击下，货币市场仍能保持相对稳定，流动性合理充裕。但以下三个方面的数据显示，我国微观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流动性虽然略有缓解但仍较紧张。
一是M1同比增速仍处于较低水平。今年1月份M1同比增速曾下降到0.4%，是有M1统计数以来的最低点。最近几个月有所回升，但仍在3.4%水平左右波动。这显示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活跃，资金状况较为紧张。
二是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和票据的余额大幅增加，账期拉长。截至今年8月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和票据的平均余额达到16.92万亿元，2017年和2018年的平均余额分别为12.85和13.82万亿元。从平均账期看，今年前8月的平均账期为55.16天，2017年和2018年则分别为38.27天和46.52天。
三是出现了票据融资和结构性存款同步增加的情况，民营企券融资净减少。大型和中小银行，2017年12月的结构性存款6.95万亿元，票据融资3.38万亿元。到2019年9月，结构性存款增加到10.85万亿元，增加了3.9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到6.94万亿元，增加了3.56万亿元。结构性存款和票据融资都出现了大幅增加，且增加的额度大体相近。2018年民企（全行业）债券净融资减少58亿元，2019年前10个月减少1733亿元，2018年除房地产和金融外的民企债券净融资减少166亿元，2019年前10个月减少882亿元。
今年以CPI衡量的物价出现了上涨，9月份达到3%的通胀目标，10月份更是达到3.8%。当前的物价形势呈现出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局面。
一是以猪肉价格上涨为主引发相关替代品价格上涨，带动了CPI的价格上涨。今年8、9月份猪肉的同比涨幅分别达到46.7%和69.3%，拉动CPI上涨0.62个和0.65个百分点，禽肉类价格同比上涨30.9%和46.9%，拉动CPI上涨1.31个和2.03个百分点。这部分的价格上涨主要是供给冲击，如环保、猪瘟等因素。
二是剔除肉禽类后的CPI和PPI走势一致，均出现同比增速下降（或同比降幅扩大）。剔除肉禽类价格后的CPI在7、8、9月份的同比涨幅分别为2.05%、1.49%和0.97%，PPI的涨幅分别为-0.3%、-0.8%和-1.2%。这两类物价指数更多反映经济的需求状况，表明经济总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
三是通胀预期在金融市场有所反映。9月份CPI数据公布后债券市场的收益率有所上行，反映了金融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有所增强。
当前的经济运行情况较为复杂，内外交织，宏观和微观并不完全一致，需要结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战略机遇期”综合判断，谨慎应对。
近些年来，各种“黑天鹅”不断。“黑天鹅”原指小概率但又具有相当系统重要性的事件。这类事件频繁发生，说明整体上已不是小概率事件了。这更可能是由于世界的演变已不是现有的主流视角所看到的逻辑，我国和全球均已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处于新一轮技术革新取代上一轮技术范式的前夜，上一轮技术范式所主导的经济变迁已导致较为严重的世界分化和收入、财富分配差异，效率逻辑开始让位于维持共同体的公平、逻辑。我国既处于这个“大变局”之中，又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目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破”和“立”的转换和经济下行特征。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需要企业的董事长们有格局，能“看见”未来的机会，能为新一轮技术变革提前布局。这一阶段的“战略机遇”，来源于规则重构带来深层次利益格局（包括全球和国内）调整，也来源于需要高度智慧的“转危为机”的潜在机会，还来源于新技术范式带来全面经济社会转型的再调整。无论哪种类型的机遇，都需要跳出原有的格局和视野，“看见”原来主流逻辑所不能看见的世界，类似于地从“0”到“1”的开创，需要真正的企业家才能挖掘和支撑。
另一方面需要企业的总经理们能“熬过”新旧转换期间的“性创造”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冬天”。新的机遇被社会所认识，特别是被广大消费者所认知，需要大量时间和投入，将机遇用产品、盈利等体现出来，但这又受制于消费者的现有认知和勇敢尝试。与此同时，“旧世界”由于成本上升，盈利下降，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尤其是用高杠杆维持必要盈利率带来的脆弱性，在经济下行期间不具有可持续性。加上现有机会被充分认知而被社会过度追捧，呈现为一波接着一波的“资产泡沫”。新机遇、新规则要想在这个世界确立，需要现有资源的支撑，即使速度较快但“小荷才露尖尖角”，无法立即成为企业的“立命之本”。目前的经营困难，尤其是资金链紧张，将现有微观主体。只有“熬过”调整期的“剩者”才能抓住看见的未来机遇，才能“为王”。
因此，在宏观政策上，既需要为创新提供足够的试错空间，具有必要的度，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又要为微观企业熬过调整期提供必要的，加大逆周期调整力度。在新旧转换关键期，宏观上为微观企业“熬过”调整期创造适宜条件可能更为紧迫。
受上一轮技术红利、全球化红利消退的影响，加上我国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新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支撑，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在前期下降的基础上略有恢复，但我国潜在增长率近些年出现下降。2020年翻番目标要求我国在2019和2020年维持6.2%左右的经济增长。考虑到我国经济统计数据的偏差，特别是刚完成的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有可能弥补我国可能被漏计的P统计，有助于我国增长目标的实现。为此，我国宜充分考虑在现有资源和机制下，经济所能真实支撑的经济增长水平，并由此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受制于原有经济增长逻辑和现有机制。具体分析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困境，绝大部分只有通过深层次，尤其是体制机制，甚至是观念和增长逻辑上的调整才能突破。因此，只有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才有可能打开增长空间，进而逐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更高增长创造条件。为了保持充分就业，维持社会稳定，我国需要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应避免经济陷入非线性调整（断崖式调整），我国需要始终大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挖掘和开拓经济增长潜力，不能完全受制于由过去推演和计算出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
有鉴于此，我国需要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资源和机制约束，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目标。
当前我国使用供给侧结构性、逆周期需求管理和社会托底政策等的三角宏观调控框架。我个人理解，其中供给侧结构性属于，用于打开增长空间，提高经济增长潜力；逆周期需求管理用于平稳经济调整节奏，对冲影响并为创造良好宏观，稳定经济调整节奏以减轻微观主体不必要的过度调整痛苦；社会托底政策用于共同体的稳定，实现经济效率外的公平与。
近些年我国采取了以供给侧结构性为主线，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调节逆周期需求管理力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大社会政策力度的宏观调控思。个人理解，是主动变量，是根据新时代转型要求，主动推动体制机制。需求管理是被动适应，适应进程和经济运行状况。
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倾向需要关注。一是的宏观调控化。将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从宏观调控角度分析和理解各项，而不是从体制机制内在运行角度推进，实际上了的主线地位，将与宏观调控并列，甚至从属于宏观调控，使得显得过于“宏观”。这将导致在落实和执行举措中出现了较多的矛盾和偏差，有些甚至将这种情景都归结为“必要成本”。
二是将应对短期经济波动都寄希望于具有长期效应和“治本”的“”。效应的展现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在其效应逐步过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会有波动的，相当多在短期对经济增长甚至会有负面冲击。中医在治病过程中讲求“标本兼治，缓则治其本，急者治其标”。在处理、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中，也需要这些原则。既不能只消灭症状，了根本，埋下未来隐患，也不能只是调理根本，导致症状了系统的稳定性。当前的经济处于较为复杂的局面，经济运行也接近临界点，需要谨慎处理“治本”和“治标”的关系。微观主体的“”和“活力”是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因此，需让微观主体既面临必要的优胜劣汰的市场压力，也能不因不合理因素而过多过于集中退出。
当前经济运行确实到了“出清”阶段。经济转型升级需要通过微观主体的“”实现转型升级，需要市场出清为新经济增长出必要资源。但调整过程也面临“扶正”与“祛邪”的关系。是在“扶正”基础上“祛邪”，还是在“祛邪”基础上“扶正”？即使不考虑“正”与“邪”是相对和可以相互的，这也将高度取决于对我国经济稳健性和未来内外格局的判断。经济越稳健，内外格局越有利，就越可以加大“祛邪”力度，否则需要加大“扶正”力度。
当前下我国需要适当加大逆周期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继续提力增效，货币政策稳健中性。考虑到当前货币政策传导阻滞，财政政策的拉动效果不太显著，我国宜借助供给侧结构性理顺机制、稳定预期、畅通渠道，更要充分利用中国特色，采取多种措施，其中有两点需重点关注。
一是多种举措强化微观主体流动资金的合理满足。在经济下行和调控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阻滞。可考虑从影响微观主体流动性合理循环的关键因素入手推动，强化政策。地方和国企获得了大量金融资源，当前是应收账款和票据的重要来源。为此，可重点强化地方和国企的社会责任，要求这些主体主动对应收账款确权，使用权属和期限较为明确的应收票据，缩短应收账款和票据的账期。严格控制这些机构可能利用其市场地位获取额外的财务利益的行为，为供应链上的中小民营企业输入必要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开发提高应收票据流动性的各种市场和工具，为持有票据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
二是推动企业加大技改投入。明年仍是设备更新的重要时间窗口，我国又面临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有必要进一步加大首台套、设备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提高企业的技改投入，并将其与这一轮的技术革新相互结合。
最后，地方和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些年“做优做强做大”取得积极进展。这两年在资金价格、工业用电等方面推动了，出台了政策。在当前经济下，我国宜进一步发挥地方和国企的积极作用。除了用好金融机构信任这些主体外，还需要加强和管理，切实降低要素价格，降低包括资金、用能、物流等方面的成本，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条件。村子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