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南京、武汉、成都、西安、长沙等二线城市放出“送户口”、“送房补”、“免费租借办公区”等大招来吸引人才，再是力求控制人口规模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分别出台针对高端和相关产业的人才引进办法。不经意间，这场人才争夺“大战”已经在全国打响，战火蔓延至20多个城市。
按照经济发展的逻辑，一个国家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这便是人口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特征显著，其中以投资居首。按照经济学“边际报酬递减”的有关理论，在劳动力供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投资，一定程度之后，资本的边际报酬就会呈现出递减趋势即投入等量的资本，从中获得的回报却越来越少。事实上，我国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强劲势头，关键原因之一便是人口红利的存在延缓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速度。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前，我国劳动适龄人口(16-64岁)的数量始终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从1982年的6.25亿人增至2013年的10.06亿人，从而确保了国民经济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200万，由此也形成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格局(详见图1)。
这不仅帮助资本维持了长期的高回报率，还让更多的劳动力从老人小孩的赡养等非生产性活动中脱离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配置于生产性活动中，间接成就了我国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据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因素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33%，其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2014年我国16-64周岁的适龄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较2013年减少了113万人，此后更是连年下降。倘若缩小年龄范围，我国16-59周岁的人口规模早在2012年便出现了减少，由前一年的92543万人减至92198万人，减少了345万，此后更是每年都有减少2013年减少244万，2014年减少371万，2015年减少487万，2016年减少349万(参见图2)。这也标志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与人口红利的衰减。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呈现出日渐严重的老龄化态势。2016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0.8%。而当前参与“人才争夺战”的一二线城市的不少地方均已呈现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口老龄化特征：2016年，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超过24%，上海为20.6%，广州为11.9%，南京为11%，武汉为13.7%，成都为14.5%。
可是，适龄劳动力的补充却不容易。2018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份生育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上年的1786万人下降了63万人，且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数值(详见表1)。这预示着，即便国家二胎政策已经全面放开，但老百姓生育的意愿仍在不可避免地走低。
当生育率走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趋于下降与老年人占比逐渐提高同时出现时，人口年龄的结构性变动已经迫在眉睫。
此时，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终结，也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下降。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优势逐渐减弱，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多少会受到制约。
与我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就是受人口结构变动所累的典型案例。“少子高龄”是当前日本社会的重要特征，该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年间整整减少了1000万，而全国人口总数为1.27亿人。目前日本的建筑、运输以及护理等行业所需人员与求职人数之比已经达到了3：1，劳动人口告急，再配上不健康的的人口结构，令日本人口红利几乎殆尽，经济发展陷入泥潭。
当然有。当前人口结构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但仍然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尤其是随着劳动人口的技能、知识、经验等方面水平的提升，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绝对数量下降、抚养比上升造成的人口结构缺陷将得到有效弥补，从而形口和劳动力“以质量换数量”的新的红利机遇期。对此，人口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人力资本红利”，这在简单的劳动人口统计数据中是无法体现的。
根据大学胡鞍钢教授的观点，人力资本红利的根源在于教育的大发展。在此，我们不妨从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来窥探一二。、
从上表2可以看到，2010年以后，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较2000-2010年期间有了明显的提高，大学与高中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速度更快且幅度更大了。到2016年，我国拥有高中与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规模超过4亿人，较2000年增加了近3亿人。
国民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升，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助力我国人力资本红利的增长，并延缓人口红利衰减的负面影响：
第一，带来“就业总量红利”。劳动力素质的持续上升，会让劳动者的就业参与率增加，就业人口与非就业人口之比会提高。而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劳动力退休年龄的延迟以及对自主创业的支持与鼓励，未来我国就业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攀升。
第二，带来“就业结构红利”。按照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产业结构高端化已是大势所趋。这也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变为依托人力资本驱动，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从业者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由此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就此，当前已进入白热化的城市抢战也便不难理解了：表面上看大家是在抢人，实质上却是剑指人力资本红利的争夺。毕竟，依托投资和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只是城镇短暂的繁荣，而人力资本与生俱来的创新性和创造性才是带来更多可能并支持区域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有句老话说得好：“人是最可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对城市来说，人才更是其发展的核心资源。
特别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道”的战略部署下，许多城市的建设突飞猛进，硬实力早已颇为雄厚，此时更加需要来自人口质量提高的“软实力”补充。只有软硬两方面的齐头并进，才能丰富城市原有的阶层结构，并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近年来，尽管许多二线城市拿出极其优惠的政策来吸引人才入驻，效果也确实立竿见影，但仍有不少年轻人正在向一线城市“回流”。如此一来，非但没有帮助二线城市形成长期稳定的人力资本红利，到头来，城市的未来发展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这种反差不得不引人深思。
需要指出的是，住房、户口等优惠政策确实能够吸引人才，但是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而绝非区区一处安身立命的居所。
相比大城市来说，小城市里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竞争的不公平以及筑梦空间的缺失，都是导致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只有让人才真正拥有实现梦想的舞台、发挥价值的空间和公平的，才能形成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从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红利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因此，在抢人之余，或许各个城市的决策者更应该深入思考的，是如何促使人才将自身成长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并获得足以施展身手的舞台。比如，有针对性地依据人才的专业特性及擅长方向，及时合理地安排工作岗位，确保人才优势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要不断优化城市社会的软，增强产业基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