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何方，农村需要哪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青壮年劳力流失下的农村谁来种地，农村新型社区如何建设？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省研究室课题组兵分两：一在雁塔、莲湖、渭滨等地调查流动人口；一以50名大学生为队员，通过入户问卷调查新农村建设情况，走访了412个村庄1600农户，收回问卷1540份，其中有效问卷1530份。通过这些实地调查，以期探索农村转型发展的有效径。
“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在于真正了解农民。了解了农民的社会生态结构，也就了解了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这句话，在这次大型农村社会调查中得到了印证。
“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利用市场机制集聚和整合农村资源，通过产业集聚和聚落集中，实现规模效益、持续增长、生活改善和农民人的现代化。目前，随着农村的劳动力结构、产业经营方式、居住方式、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农村现代化的现实选择。”作为这次调查课题组的负责人，省研究室副巡视员屈志勇介绍说。
调研结论：“8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流动人口融入社会困难；劳动力流向中就地就近转移者增加；劳动力流迁的边际增量减少；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加快等五大特征。
在这次入户调查中发现，基本上每个村子都有大半人口外流，其中流动人口规模、流向、结构、需求等出现了新变化。
据省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3年末，全省流动人口为388.2万人。据课题组介绍，在这些流动人口调查中，在流向上出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是我省经济处于上升通道，许多外出流动人口返乡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县域工业化建设。另一个变化是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增加，不再是原来的大规模向省外流动。从调查数据统计，全省跨市流动人口为247.22万人，占流动人口的62%。西安、宝鸡、咸阳三市流动人口占全省的81%。从省际间人口流量看，全省流出到外省人口为151.27万人，主要流向广东、上海、、山西、等省市区。
从年龄构成来看，“8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据省统计，到2013年5月，1980年以后出生的流动人口为128.4万人，占总数的40.70%，其中19801989年出生的“80后”为85.85万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27.21%。在“80后”流动人群中，出生在农村、生活在城市者80.54万人，占93.81%，出生、生活均在城市者5.31万人，占6.18%。80%的“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务农，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
在入户调查中了解到，流动人口因户籍等诸多障碍，在住房、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反差很大，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参与社区卫生、教育活动者占34.9%，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占33.1%，参与计划生育协会活动的占28%，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的占21.4%，仅有9.2%的人参加过选举活动，79%的人租住在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80%的人就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建筑、制造五大行业，平均每月收入2146元，平均每周工作6.50天，每天工作9.72小时。
近年来，随着陕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关中城市带的就业机会增多，关中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人数增加。从调查地的农村流出人口所在的111个城市分布看，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西安（占39.25%）、宝鸡（占5.61%）、咸阳（占4.14%）、广州（占4.04%）、（占3.87%）、深圳（占3.34%）、上海（占3.07%）、渭南（占2.94%）、东莞（占2.4%）、榆林（占1.34%），排名前十城市所吸纳的农村转移人口占74.9%，其中，排名前十的陕西城市所吸纳的农村转移人口占53.27%。说明过半关中农村劳动力愿意留在本省城市就近就地务工，也说明近年来东西部城市区域之间打工收入的国民差异在不断缩小。
在农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从性别结构看，男性占62.86%，女性占37.14%；从年龄结构看，20岁及以下占6.32%，21-30岁占35.12%，31-40岁占22%，41-50岁占31.6%，51-60岁占4.83%，60岁以上占0.12%。说明农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较多，且20-40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占近六成。
据调查分析，关中农村留守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呈哑铃状，即年少和年老的人口居多，社会抚养比偏高，青壮年少，劳动力明显不足。农村孩子寄养亲朋家庭比例较大，随着父母大量进城务工，孩子受教育的地域结构和寄养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调查结果看，孩子入托的比重占8.92%，上小学的占32.47%，上中学的占22.09%，随父母进城的占7.72%，其中，寄养在亲朋家的孩子比重高达28.81%。
从2010年开始，我省实施有条件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到2013年，全省机关共办理进城落户324万人，其中2010年办理23万人，2011年办理92万人，2012年办理104万人，2013年办理105万人。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明显加快。
调研结论：种植传统农作物的收入有限；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步伐加快；尝试种植高效经济作物的意愿较强；支持土地规模经营；农户耕地转租意愿不强烈；先进的农业经营方式；大力加强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
“谁来种地”，这是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农作物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农民依靠种植传统农作物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尝试种植高效经济作物的意愿较强。从调查结果看，53.2%的农户愿意尝试种植高效经济作物，还有17.4%的农户非常愿意，不愿意的农户仅占到受访者人数的6.0%。同时，农户耕地转租意愿不强烈，关中留守农民普遍年龄偏大，恋乡恋土情结较重，半数以上农户缺乏转租意愿。
据调查显示，农村留守人口中40岁到60岁劳动人口占39.8%，20岁以下60岁以上人口累计占41.39%。由此引发最直接的问题便是农村土地耕种主要依靠40岁以上人口，年龄的偏大造成了耕种无力精细化，留守劳动力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无法实现耕种科学化，没有科学的耕种知识和大量的时间精力投入，无法按时防治病虫害，无法按时适量施肥与田间管理，粗放式的经营使得农田耕种面积即使较大，但农业经营收入有限。整体上偏弱偏老的农村劳动力结构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即使大多数农户尝试种植高效经济作物意愿较强，但因年龄偏大、思想、文化程度低和精力有限等，无法深入领会村镇组织的免费技术培训，无法充分享受优惠经济政策，导致农村高效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传统农作植的收入低微甚至入不敷出，新型经济作物却又无法大规模发展，广种薄收现象普遍，形成农地大规模的撂荒。
资源积聚是现代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土地等资源不断地向城镇集中，加速了我省城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出，也客观上扩大了农村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为农村转型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任务。
目前，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和发展效益型农业的机会窗口已经，以农村“三确权”为基础，加速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独资或合资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立体式开发现代农业，就有了新的市场投资主体和动力机制。通过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农业安全和粮食安全。
最近，我们在江西省考察新农村建设。2013年江西耕地流转面积650万亩，流转比例20.5%。种粮大户1.32万户，农产品出口10亿美元，均高于我省。陕西史称山川雄伟，沃野千里，天下粮仓，是中国精耕农业的历史发祥地，耕地面积高于江西，但“黄土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程度却低于“红土地”，江西在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促进农村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上的经验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调研结论：新型社区是改善农民居住生活质量的依托；农民居住方式转变是乡村重构的重要内容；移民搬迁是农村新型社区建立的重要途径；农民集中进住农村新型社区是农村现代化的质量指标。
厉以宁教授认为，农村新型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的伟大创造。我们认为，新型社区既是改善农民居住生活质量的依托，也是解决留守儿童、农村老人赡养的一把钥匙。
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许多不可忽视的矛盾和问题，最为典型的是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心村”现象，从而引发的土地撂荒、子女教育撂荒、老人赡养撂荒以及农村基础设施配置和的撂荒，造成农村发展被严重边缘化。
留守儿童因父母多在外务工，教育多由留守老人与学校承担，父母的亲情教育缺失，孩子缺乏父母的与情感交流，易于引发心理亚健康和亲情淡漠等发育成长中的问题。据调查，农户对当地学校的设施和教学质量，认为设施状况与教学质量“一般”的占到43.1%，表示“满意”的占23.1%、“不满意”的占19.5%。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农村生育水平的持续降低，加之随父母进城读书的子女人数增多，农村留守子女接受中小学教育的人数不断减少，中小学撤校、并校现象增多，优秀师资流失，教育设施相对改善，但上学的距离也相应拉长，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形势异常严峻，整体教育向恶性循环方向发展，形成农村儿童的教育撂荒。
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也相当严重。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在家滞留时间很少，留守老人特别是高龄失能老人的赡养问题特别突出。在所调查的412个村庄中，配备有敬老院的村庄只有97个，仅占23.54%。在有效数据中，认为敬老院状况“一般”的占到35.8%，表示“满意”的占12.5%、“不满意”的占16.4%，而表示“非常不满意”的高达34.9%。农村老人逐年增多且呈高龄化趋势，但乡村敬老院的专业化医疗护理服务水平十分有限，普遍缺乏专业医护人员。尤其是许多农村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家人外出务工所得，每年寄回家庭的钱数不多，大多花费在家庭的日常开销、子女教育等方面，能够用来养老的金额少之又少。
农民居住方式的转变是乡村重构的重要内容，把乡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与新型社区的规划建设相结合，实现农民居住方式现代化。这种村庄治理的内容包括新社区规划、旧村、移民搬迁、宅还田再利用和公共投入等内容。通过村镇社区规划和宅确权与有效流转，适度迁并“空心村”，加大对规划社区的公共投入力度，引导农村人口适度集中和居住集中。农民集中进住农村新型社区是农村现代化的质量指标，新型社区集中居住不仅能够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节约稀缺土地资源，享受社会发展红利，还能够通过享受公共服务化解留守人口的系统性难题，也能够通过农民职业身份改变而成为现代农业工人。
从现有研究和历史发展看，农民身份由传统农民到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变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这个转变过程在欧洲国家历经上百年，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才相继完成的，农民从个体劳动者到农场工人或经营者，土地经营制度从分散发展到规模集中，居住方式也由发散式的传统村落演变到规模较大的村镇现代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便于通达，资源聚集效用才能。从实践看，城镇化过程不是消灭村庄，而是通过科学规划合理整合村庄资源，发展现代农村和新型社区。就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模式的多样性而言，对于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村庄（如韩城市党家村、礼泉县袁家村）要妥加，可修旧如旧，发展乡村旅游业；对于规划功能较好的大村庄（10003000人），可进一步完善功能和设施，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村落小、人口少、耕地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乏的村庄，在符合农愿的基础上，可考虑适度迁村并村，规划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完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如彬县东坡村）；对于重点镇特别是重点示范镇，更要围绕产业基础规划好建设好居民小区，以吸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就业和就地城镇化；在我省移民搬迁过程中，出现了像安康市七堰村那样的富裕、宜居、绿色的新型社区典范，实现了人口向社区集中，土地向集约经营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推进城乡一体化。今后应大力支持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使其常态化、合理化、制，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打下的基础。
调研结论：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趋势明显；把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作为全省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增加农民的经营性、工资性、转移性收入；加快“三个推进”，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我省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500元，增速全国领先。从统计结果看，农民家庭收入的增长趋势明显。其中，户均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占18.70%，1-2万元的占31.6%，2-5万元的占33.9%，5-10万元的占13.3%，10万元以上的占2.6%。
种植经济作物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渠道。种植经济作物年收入在0.5万元以下的占35.80%，0.5-1万元的占30.9%，1-2万元的占15.90%，2-5万元的占13.5%，5万元以上的占3.90%。
从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看，农业收入占20%以下的农户为39.7%，20%-50%的农户为32.7%，50%-80%的农户为16.90%，80%以上的农户仅为10.80%。从调查总体情况看，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0%以下的农户达到72.4%，说明非农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等）增长较快。
但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相比，2013年相差239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最近，陕西通过农民收入倍增规划，继续把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作为全省发展的重中之重，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通过深化增强发展活力，按照“四化同步”的要求实施主导产业发展、职业农民培训、县域工业化推进等十大行动，不断增加农民的经营性、工资性、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确保陕西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通过调查和分析不难发现，农民靠种地收入无法满足家庭日益增长的需求，青壮劳力大都进城赚钱、人走村空，农村发展缺乏动力与活力。农村要发展，最根本的就是提高农业边际收益和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钱包鼓起来，并以此留住部分青壮年劳力，吸引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回流。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加快“三个推进”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举措。
一是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尽早为农民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和宅使用权证书，支持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确保农民分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
二是推进农民宅和住房交易。开展宅流转、抵押、转让试点，推动农民市民化、农民股民化，鼓励农民带地、带股、带房进城，让进城农民有创业和就业的机会，能安居乐业，实现安居梦、创业梦和市民梦“三大梦想”。
三是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商业性金融为辅的新农村金融体制，发挥农村信用社为农服务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展村镇银行、农民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化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入“瓶颈”问题。
新农村、新社区、新生活是农民世代梦寐以求的生活追求。带来的城乡巨变，一方面击碎了传统村落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却了一种全新的意境深远的现代农村发展画卷。
（屈志勇，男，生于1954年12月，陕西蒲城人，陕西省人民研究室副巡视员，曾在西安统计学院等高校任教，连续两届（2011、2013）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研究方向为：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财政金融、经济理论。从2011-2013年，曾组织200余名大学生和干部，组成团队，入户调查5000农户，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与《陕西日报》专题新闻部合作的调查《倾听1800户农民的心里话》，对陕西留守家庭、农民住房、土地经营和流转等情况做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就地城镇化的一系列主张，被和有关新闻单位采用，获得了2013年“中国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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