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家里着火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除非长期定居或从事专门研究，普通的人要分辨出中国各地的风俗民情，进而生成地图炮，多半要比从一群「亚洲鲤鱼」中区分四大家鱼更加困难。
▍近代洋体中国人之间的歧视链，对全体中国人民一视同仁，如在上海，苏北工人在的工厂里获得了与江南工人同等的尊重，而上海本地人违反交规时，也不能免遭锡克的教育。
从大航海时代起，在万里来华的人眼中，中国就一直是个缺乏多样性的国度，即使是相隔遥远的省份，其城墙、民居、、宝塔、甚至居民相貌，也都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各地的服饰和生活方式也极为同质化。
那就是当代中国对外的，全国种族多样性的领头羊，番鬼佬、鬼婆、鬼仔、鬼妹这一组全家福词汇的故乡——广东。
从16世纪一直到 19 世纪末，来华人的回忆录中，无不用较大篇幅广东人的种种，痛陈他们在广东遭受的身心。
大约 1583 年（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辛苦营建的小先是遭到当地人以投石火力轮番轰炸，不久又迎来大群的堵门冲击，幸亏一位身高体壮的非洲黑人卫士拼死护主，才将逼退。
此后几百年间，到访广州的洋船无论靠岸还是离港，下船闲逛的不管是落单还是结伙，都会很快招引一大群人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给远道而来的番鬼客人们以「雨点般落下石头的迎接礼」。
据英国人查尔斯·诺贝尔回忆，他 1747 年踏足广州时与同伴外出，大批广东人围堵要钱，他们一口回绝，结果群众的攻势迅速从投掷杂物发展到推搡拉扯，甚至扯下诺贝尔一位同伴的假发和帽子抛来抛去，场面如同峨眉山群猴戏耍人。
除了扔石头，广东人民也对展开文斗，如在十三行夷馆外贴性；也可以武斗，如三四个人当街扑倒落单，将其浑身上下劫掠一空，一旁更不乏助威并随时准备支援的妇孺。
据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约翰·巴罗回忆，他曾见随侍的中国仆人把早餐用过的茶叶弄干，便问他要用来干什么。仆人答曰：掺和其他茶叶拿去卖。巴罗又问：骗你的中国？仆人答：当然不是，是骗你们，我的老乡聪明的很，但你们的人很愚蠢，你们买我们的任何东西，对你们来说都是够好的。
▍马戛尔尼使团画家绘制的中国乞丐。汉学家德庇时称，广东乞丐会向，但仅限于不在场时。他认为，乞丐虽然是中国社会最卑贱的人，但仍自觉高人一等。
这位巴罗先生此前刚刚从沿大运河及南方水系一南下，横跨了大半个中国。据他回忆，进入广东前，使团受到各地各阶层的极大尊敬和礼遇，即使是与广东交界的江西省人，也温和友好，不人。
一行人翻越梅岭到达粤省后，情况才大为不同，到处都有农民从屋里跑出来，跟在使团后面骂「番鬼」。
使团另一位乔治·斯当东说得更直接：「主导中国北方人民性情的，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好奇心、完全的随和和好心情，除了极少数例外，没有任何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我们总是能看见广州当地人挂在脸上。」
诸多有机会游历中国沿海、内地其他省份的人，在对比了江浙、、江西等地与广东人在对待外国人上的不同表现后，也普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广东人的极端，并不能遮盖中国其他地区人民的诚实性情」。
这些绅士们不会料到，被他们视为友善可亲的「北佬」，也会在十九世纪末掀起长江全流域的反洋教运动和华北义和团运动，排外势头迎头赶超了广东。
利玛窦是少数在明代即居留中国长达几十年，足迹遍及南北，并熟练掌握汉语的人。相比短期逗留、不懂当地语言的欧洲老乡，更有机会深入观察近代早期的中国社会，对中国问题也更敢于思考。
他的第一种解释是，在帝国内部，广东本来就是受北部省份歧视的蛮夷，当地士绅在自卑之余，对中华文明有一种类似皈依者狂热的心理，急于歧视真正的蛮夷番鬼。
然而，这套歧视链理论无释，为何同样来自蛮夷省份的福建商人，却被人认为温和、诚实可信，与「极端」的广东人判然有别。
利玛窦的第二种解释则认为，广州对外贸易的利益主要被少数有背景的牙商所垄断，当地普通感觉不到多少好处，却要承受外贸带来的负面后果，长期受到海盗和西洋水手的，对番鬼报以，也属天经地义。
不可否认，明代中后期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少数受到支持，专门负责对接外商、协调度量衡、代办报关缴税的牙商，以及后来的「十三行」行商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与外商直接交易的商业利益，而且越到后期，这种垄断性越明显。
但是，行商、牙商并不能独占对外贸易所有环节的利益。事实上，繁荣外贸带来的巨大出口需求带动了广东各行各业的发展，当地生丝、丝绸品、铁器、陶瓷以及果脯制品都大批远销海外，其生产环节主要还是依赖手工业作坊和个体小农。
以生丝和丝织品生产为例，受海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刺激，广东鹤山、顺德等县遍布桑蚕，号称「无地不桑，无人不蚕」，无论是生丝，还是绸缎，都大量出口海外，「皆为东西洋所贵」。
在很多广东家庭，桑蚕丝织业取代了粮食种植业，成为家庭主业。至于居民口粮，又大量依赖从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进口。
由此可见，给广州带来巨大海外生产订单的西洋番商，实在算得上不少广东的衣食父母，利玛窦关于外贸利益被少数人垄断的观点站不住脚。
但他的后半句话却多少阐述了一部分事实，虽然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广东人与番鬼彼此相互厌恶，与他们的接触频率密切相关。
广东历史上长期人多地少，出于争夺沙田、灌溉水源、风水等公共资源的需要，当地的大型族集团发育特别完备。
自明代嘉靖以来，倭寇、海寇、山寇又不绝，加上明清之际连绵的战乱，为了，族集团普遍军事化，逐渐掌握强大武装，「乡村族居，多建炮台」，清有时连征收粮税，都需要发兵强征。
整个广会，即由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族、乡族构成，广府人如此，潮汕、客家等民系也概莫能外。
同省族彼此严格排外自守，随时准备武力械斗。据清代文人记载，广州城外五六里，已是族械斗的战场，行人「必持刀剑、弓矢、火器」。
澳门和广州通商口岸的长期存在，使明清时代每年奔赴广东的人络绎不绝。到了贸易季节，广州商馆区即形成一个小型西社区。
这些人虽来自不同国家，但在广东本地人看来，其外貌衣着、生活方式都高度类似，可以统一归类为番鬼「族群」。在本地族群长期对立的气氛下，个别人与当地人稍有冲突，几乎必然会后者对全体鬼佬的情绪。
▍从乾隆十四年到道光十八年的 89 年间，外国到粤海关口岸贸易的商船共达 5266 艘，平均每年 59 艘。其中以英美商船最多，两者数量占到了其中的八成。从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年，粤海关外洋贸易交易额占全国总额的六成，以及交易额的绝大多数。
而且，虽然人的回忆录把自己描述为一副受尽的可怜虫模样，但这多少是出自叙述者的「选择性记忆」。
中方的记载保留了另一面的证词。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乾隆奏报，洋商本人虽大多温良克制，但他们携带的「番厮」却多有持械伤人、与民争斗等行为，至于船上的水手，更是「性多」，每每「生事」。
可见，这些番鬼们本身并非都是善类，他们与广东人在长期密切接触中逐渐擦出火花，乃至不时爆发不幸事件，毫不足怪。
至于广东以外北方各省的，见到的机会极少，偶尔能围观一两个深目高鼻的外国使节，自然不免怀着观赏麒麟瑞兽般的兴奋心情，对其有加。
不过，一旦接触增多，态度的转变也几乎不可避免，特别是那些同样拥有强烈族传统的地方。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日益对外，广东以北地区的变化，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如梅岭以北的，马戛尔尼使团来访时还觉得他们「温和有礼」，等到 1870 年，探险家李希霍芬赴华考察时，便在湖南境内一遭到石雨打击，随员甚至被砸得。直到进入更为内地、较少接触的四川，他才再次见到了友好的。
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就像上海的守护神——城隍秦裕伯，从未因为原籍扬州、出身苏北而被上海人民挑三拣四。这显然是因为他独自来为大上海做贡献，待遇自然不同于大批涌入、与上海人民接触频率剧增的「刚波宁」。
▍上海城隍秦裕伯，元末人，原籍江苏扬州，在明初已被封为上海城隍，比苏北规模进入上海早了 50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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