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说明：至汉，民间风俗在交流中融合、传承，也允许其因地制宜地传承、发展。因此，风习的地域特点，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丰富发展着，这在秦、汉风俗发展轨迹上也已表露了出来。
关中地区，经实践，至秦德公时，创设“三伏”：每伏十天；初伏由立夏后第三个庚日算起，令四民防暑。汉承秦制，沿袭了这一防暑的历制、习俗。但汉中则“令自择伏”，不划一。关于这一点，东汉著名学者应劭在其民俗学专著《风俗通义》中说：“汉中自择伏日。俗谓其地温暑，草木早生晚落，气异中国(中原)，故令自择伏日。”就是因地制宜、有利于风习自然发展的明证之一。
以上论述，是对历史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对认识以后历史和民俗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借鉴作用。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陕西民俗发展及地区民俗特色
汉、魏、两晋历史发展过程中，方士游侠及、佛教活动先后在社会上出现，对民俗文化产生相应影响，使社会生活不同程度上增添了新的因素，习俗也有了相应变化。
方士游侠至汉时，有些已渐与民间游艺融合或以民间游艺形式出现，在都市已颇为多见。晋葛洪的《西京杂记》说：“东海人黄公，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缝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三辅人俗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对民俗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隋书地理志》说：“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味。好祀，尤多忌惑，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犹有张鲁遗风焉!”当地习俗的特色是浓厚的，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
关于佛教的影响，《晋书姚兴载记》说：北方后秦建都长安，第二代国君“姚兴托意佛道，公卿以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有九矣。”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由汉至隋唐及其以后，陕西民俗发展的基本趋势、特点，地方志也多有记述。《中华全国风俗志》辑录《咸宁县志》的记述说：“汉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自隋唐都以来，争华兢丽，侈僭相仍，去汉抑又远矣。历宋元明，渐趋朴素。”反映了社会风气发展变迁的历史规律也是与经济发展的波浪式递进的趋势有着相应联系的。
汉后经魏晋南北朝，地区的、全国范围的长达数百年的战乱，经隋统一全国，至唐真正建立了巩固的中央，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俗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唐王朝建立后，民俗与的关系也至为密切。《秦中岁时记》说：“唐上巳日，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青草，谓之踏青。”《辇下岁时记》说：“长安每岁诸陵，常以寒食荐汤饼鸡毡等，又荐雷子车；至清明上食。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疋、金碗一口。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嚣。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毡之宴，或赐宰臣以酴糜酒，即重酿酒也。”
当然，京城平时管理还是很严的，不是节日，相互不会那么接近。--到节日，京城常开宵禁，“与民同乐”。《开元天宝遗事》说：“京城街道，有执金吾，晓冥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让市民过灯节，看焰火。皇家从帝、妃到亲贵，也常登五风楼赏灯，看焰火，有“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况。
盛唐，物阜年丰，丝绸之畅通。长安商贾云集，八方荟萃。饭店、酒肆林立，汉、番共处，食具百味。在繁荣的饮食市场，胡风烹调，胡姬市酒，也颇增风采，蔚为民俗大观。李白《少年行》抒写当时情况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时，胡姬学习用面食做有本民族特点的胡饼，也闻名全国。自居易就有“胡姬饼样学京都”的诗句。据考，现在的芝麻烧饼，即由当时的胡饼演变而来，而面食则是陕西人自古迄今的传统主食，这同陕西的农业生产也是有密切关联的。
陕西农业，自“炎帝神农，未耜是教”和周先祖后稷“始播百谷以熏民”起，历经周、秦、汉、唐一直十分发达。特别是关中地区，水利不断发展，使关中成为“八百里米粮川”，对陕北、陕南也有着相应影响，产生着相互促进作用。
陕西北临塞外草原，南接巴蜀盆地，北来的游牧风尚对陕北占一定比重的黄土高原牧畜业发展产生影响、促进作用；巴蜀盆地的南方风习与东来的江、汉水田作业风习对陕南鱼米生产也有相应促进。但是关中丰富的豆、麦、油菜、蔬菜、肉食、蛋禽、药材、桑、棉、麻等与人民衣食生活相关的生产对陕北、陕南也产生着强大的影响促进作用。与当地实践相结合，陕北、陕南五谷杂粮的生产也相当丰富，成为人、畜发展依赖的重要条件；秦巴山区蜜糖、茶叶、木材、药材、生漆、桐油、蚕丝等品类繁多的山货都非常丰富；陕北的小米、红枣、毛皮等的生产，都驰名远近，为人们所称道。成为境内三区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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