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春联、吃年夜饭、亲友互拜，过一个暖暖的中国年。春节是中华民族举国同庆的节日。然而，上世纪三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全国是过农历春节的；而且发布，将农历视为“废历”，将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全部移到元旦执行，农历新年还商店关门，人员放假。
不过，老上海人对此并不“买账”，民间照样庆贺春节，蔡元培等名人更是在家中“关门过年”。重温那段历史，只为证明传统文化、年俗年味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
1930年的农历春节，上海的老百姓过得有点憋屈。除夕夜，商店必须开门迎客，祭祀祖先、迎财神居然都变成了违法行为。
这一年，上海西门有一家人“顶风作案”，除夕夜在家迎财神，在桌上供了纸财神，放着大鱼大鸡，还焚香点烛。结果被两位巡逻的发现，他们佳山三花将主人以及财神的所有供品都带进了，结果“鱼肉等不消说，连一只竹篮子也充公在那里，再罚他十四块钱。”这一天，上海的也较往常忙碌，他们挨家挨户巡逻商铺，督促商户开门营业。可商户总是半天不回应。们自称是来拜年的，他们才开门。可刚走过三四面，商户又把排门上起来了。甚至在街上为人写春联糊口的落魄文人也受到了查处，在售卖旧年历的小贩居然也被捉走。
这一年的农历新年年尾及年首，公用事业单位也不得放假，照常工作，还不准随时请假。如果有员工因病请假，“应由本医官验明属实，方能给假。如有擅自离职，一经查觉，从严处罚”。
这些不止在上海，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一时间，惶惶，将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弄出了啼笑皆非之状——这还叫过年吗？
时间倒回到1912年，南京临时颁布政令，改用阳历纪年，以便和国际通行日期接轨。自此，“元旦”开始成为一个节日。元旦前后放假三天，这和今天的放假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在农历新年，官员须照常办公而不放假。但普通仍然是要隆重庆祝春节的，所以民间依然“崭新之桃符，脆裂之爆竹，不绝于耳目也”。
到1928年东北易帜后，国民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农历春节的。蒋介石本人也认为，“社会一切旧习惯很难打破，旧历年就是个证明。我们早已决定用阳历，但是一般到了旧历年就疲怠下去……希望我国社会上能把一切不好的习惯打破。”由于农历新年民间会有祭祖、大吃大喝、聚众赌博等现象，所以很多人士认为旧历春节是的沉疴，会使人“懈怠”，因此要过农历春节，推行阳历才是与世界接轨。
1928年12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各级党部及团体废除旧历，“禁过旧年”。次年7月2日，再次发布命令，以后的历书，不能再附旧历；商家账目契约，若不用阳历则没有法律效力。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1930年农历新年的啼笑皆非怪状。
颁布政令，一方面禁用阴历和禁过农历春节；另一方面相应加强阳历及阳历元旦的地位。1930年6月公布《推行国历办法》，将阳历定为“国历”，将阴历（旧历）称之为“废历”，并“特制国民历颁行各省,凡属国民遵守”。严禁民间在春节进行贴春联、燃放烟花爆竹、相互拜年等一切民俗活动。
禁过农历春节，附着于春节的传统习俗怎么办呢？《推行国历办法》又：“废历新年前后所沿用之各种礼仪娱乐点缀，如贺年、团拜、祭祖、春宴、观灯、扎采、贴春联等一律移置于国历新年前后举行”。就是将整套春节的传统习俗来了个大挪移，移至元旦期间举行。
“为提倡国历，转移人民习尚”起见，还将“国历新年改为休业五天，即12月31日起至1月4日止”。这样，元旦假期从1912年起的三天变成了1931年起的五天。这样上班族平空多了两天假期，这倒是好事。但好景不长，到了1933年元旦假期又改成了三天。
1930年1月１日元旦那天，举行了团拜，授予勋章典礼，外宾等盛典。全国百姓均休业一天，上海街头“或鸣放鞭炮，或开游艺大会，马上汽车，天空中飞机翱翔，耳目，为之一新”，一派热闹景象。但这一年的农历春节，则变成了比较冷清的日子。
然而，“禁过旧年”的做法，并不能真正改变传承了几千年的风俗习惯。严令之下，出现了种种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机关、学校团体过元旦新年；另一方面，在鞭长莫及的地带和民间，照样庆贺着农历春节。“一般人民于阳历新年异常冷淡，对于阴历新年，则特别高兴。”农历尽管被称为“废历”，但因为农历节气、岁时很多与日常耕作、喜庆等息息相关，故而“废历”不废，庆祝农历新年的景象屡禁不止。
对于扬阳历弃农历的做法，当时人们有过诙谐的评论：本土的中国人是喜欢过土产的农历年的，即就是把“阴历”叫作“废历”也没有用，大多数国民是乐意废物利用的……《大公报》则直接用“不能改日期，改了便不是那个味儿！”为标题，以示过农历新年。
当年的《申报》上，曾有一篇题为《过年》的文章，写的就是教育团员周少英的经历。他回忆道，在众人忙着过农历年的时候，他拿着小旗子跑到十字口去，演讲主题就是反对旧历年俗，提倡过阳历新年。演讲结束后，他旗子回到了自己的家，放下小旗子接过猪头腊肉，依旧进行农历新年的各种准备，并在心里为自己道：“我亦未能免俗耳”。
1930年严禁农历新年，但胡适却在这一年1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是旧历元旦（庚午）。旧历是废止的了，但昨晚终夜爆竹声不绝，难道只是租的中国人庆祝旧历年吗？凡新的成立，第一要著是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今日的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的更受人轻视了。”可见，在1930年最严的时候，百姓仍是执意要过农历新年的。
这年的12月28日，上海举行推行国历演讲大会，蔡元培发表了长篇，专门就农村与都市推行国历的不同提出意见。他说，乡村农忙时一天工作甚至长达14小时，没事时则终日闲空。故农民在国历二月时为闲暇，此时正是农历春节期间，农民此时休息，不应。就如演讲时所言，到了农历新年，他自己也在家中“关门过年”。
最有趣的还属季羡林，1934年他是大学一名西洋文学系学生，他的日记里，也记录着他对新历年和旧历年截然不同的感受。1934年1月1日的元旦，他记下：“我脑筋还是给旧历年占据着。我丝毫感不到过年的滋味。过年——多么可爱的名辞（词）!也变为形式主义了。早晨十点才起。我知道这是过年了,论理似乎应该有感想之类的东西,但却没有，我并没能觉到这是过年,也没觉到我已经长了一岁了——这一切都是旧历年时的感觉，有点太怪。”而同年的2月13日，他写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我现在正写着《回忆》，我觉得回忆是粉红色的网，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都带着香气。没有回忆，人便不能活下去，对年的回忆尤其美丽。
面对民间的各种“不合作”，最后也没辙了，只好允许保持旧历中的岁时节令，并相应地将它换算成阳历日期，也逐渐放松对农历春节的了。1931年2月16日是农历新年，２月18日的《申报》上记载：租在旧历新年依旧“爆竹连宵，锣鼓齐天，声震街市，倍形热闹”。２月22日又报道：华界“城隍庙大殿上烧剩的蜡烛头，可以堆一座小山”。最终，农历春节形同虚设，春节又回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身边。
一番下来终于有了平衡，大家都习惯了过两个年的二元设定。1934年，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虽然并没有取消废除春节的政策，但执行上不像1930年那样严格了。这一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度过、农历新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国取得共识：农历春节是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传统节日。此后，农历春节的历史告一段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高度重视春节娱乐在乡村的作用。每至春节，党的各级组织都以春节娱乐作为当前“中心工作”和“任务”，举行百姓喜闻乐见的庆祝活动。
1949年9月27日，召开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正式使用《中华人民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确定，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农历春节再次被作为节日确立下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废除农历春节的最终无疾而终。如今，我们举国同庆中国年，正是尊重传统习俗，凝聚深厚的民族记忆的体现。（李忆庐）